“我87岁了，一直在等日本道歉那一天”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9周年纪念日，也是第3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16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公祭日 “3次国家公祭，每次我都参加”

　　7时，天刚刚亮，国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缓缓升起又徐徐半降，为遇难同胞下半旗志哀。

　　10时整，庄严的国歌声响起，公祭仪式开始。8000余名各界代表统一列队、胸佩白花、肃穆而立，雨水打湿了人们的脸庞，却几乎没人抬手去擦拭。耄耋之年的幸存者和抗战老兵也站在雨里，戴着的帽子也都捏在手里。

　　10时01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响起，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跟随鸣笛，轰鸣声震荡着古城南京的大街小巷。纪念馆里雨声淅沥、万人肃立，纪念馆外行人驻足、车辆停驶。人们在同一时间为遇难同胞默哀。

　　这一分钟，在这个城市，时间仿佛凝固了。

　　静默的人们仿佛陷入了回忆：79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惨遭屠戮，六朝古都满目疮痍，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公祭仪式现场，8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泪眼模糊，已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79年前南京城破，本应安享天伦之乐的一家9口人，转眼间只剩下她和妹妹。这位坚强的老人说：“3次国家公祭，每次我都参加！”

　　幸存者 “把真相告诉日本的年轻人”　

　　国家公祭仪式上，最前排的位置永远为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而留，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登记。彼时，登记在册人数超过千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登记在册幸存者仅剩107位，平均年龄超过85岁。

　　国弱则民辱，国强则民立。已至暮年的幸存者们，用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昭示着这个真理。

　　二十多年前，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第一次到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噙着泪拉着她的手说：“日军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祖父母、父母，我永远忘不了。请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日本的年轻人。”　

　　为此，松冈环80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南京，致力于用图片、影像、录音和文字，向日本民众传播南京大屠杀真相。13日，她又一次来到南京，在公祭仪式现场与熟悉的幸存老人一一拥抱握手。“但我很遗憾，他们想要的道歉至今没有来。”松冈环说。

　　“我已经87岁了，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但我一直在等，等待日本道歉的那一天。”幸存者夏淑琴说。

　　遇难者 “哭墙”第五次延长

　　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110个姓名，总数达到10615个。这是被民间称作“哭墙”的第五次延长。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名单墙仍将艰难地延伸。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1984年、1997年曾经两度开展过大规模调查。1984年5月－8月，为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普查。这次普查是在南京市的6个城区、4个郊区范围内进行的，经过4个多月的普查，发现幸存者有1756位。1997年，纪念馆发动14000多人进行调查。他们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调查结果1213份，从中确认了一部分遇难者名单。　

　　2004年，南京炮兵学院数学老师费仲兴正式退休，开始了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之路。在3年的调查中，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个名字。

　　仍然有很多像费仲兴一样的人，在继续研究档案、开展实地调查，纪念馆也一直在努力与海外的南京人取得联系，开展遗属登记，希望以多种途径获得更多新的线索，为更多亡灵找到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