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丨在中学教书的日子（有声）

　　1991年初夏，我陪安新同学到株洲找工作，无意中打听到文化路这边有个中学，而且是初高中齐备的全日制完全中学，就过来拜访：“你们今年需不需要进老师啊。”接待我们的是年轻的苏姓副校长。他说我们正要去你们学校招聘老师呢，你们来得正好！你俩都准备试教吧。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来到了郊区一中。而我的同学安新，则黯然回到了老家醴陵。我就是这样做好事的。

　　这年九月，九位年轻人从湘潭师院和湖南师大来到了这所新学校，我和周练兵、李丽琼、江南分到了初中部。练兵成为了我的室友。

　　我做初一13班的班主任并教他们语文，事情似乎并不多。但60多个学生中一半是寄宿学生，要上晚自习，晚上我得像保姆一般陪着他们。

　　新生入学的头天晚上，孩子们可怜兮兮坐在教室里，几位妈妈在窗前探头探脑。我从教室里走出来，问：“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我又送来一盒蚊香，我想起你们郊区是有蚊子的啊。”一位胖胖的城里妈妈说。

　　“我的孩子很活跃，喜欢乱说乱动。你们晚自习时间这么长，纪律又严格，我怕他受不了管制啊。”

　　“以前都是我陪他写作业。现在把他独自丢在这里，我真有点不放心啊。”另一位瘦削的妈妈神色单纯，语带忧戚。

　　“放心吧，我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陪他们写作业，保护他们的安全，也会给他们讲讲故事，让这两个小时不那么难熬。”

　　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我把诗人的夜晚都交给了这帮天使与魔鬼。尽管晚自习也安排其他老师值班，但我几乎每晚都会去教室坐坐，帮他们做数学题外语题生物题历史地理题。孩子们对全能的老师无比崇拜，周末回家便跟他们的父母宣传。结果，临到开家长会，我就被家长们团团围住：

　　“李老师，黄金的数学不好，你帮他补补！”

　　“李老师，郭驹的英语不好，单词老记不住，你帮他记记！”

　　这下好了，我不仅要做保姆，还要做全职家教。孩子磕了碰了，或者违纪了，是保姆照管不周；孩子成绩下滑了，是家教偷懒。反正问责就问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帅哥。我被绕进了自我划定的圆圈。

　　学校领导也轮流值班，每晚都到自习教室巡场。印象最深的是与袁世忠和谌敬业两位副校长的谈话。他们都来自乡中学，都参与了这个学校的创建，他们给我讲述最早的平房是自己如何烧砖平地砌墙夜以继日盖起来的，学生没钱读书是他们自己拿出钱来供到毕业的。“学生就像自己的崽女，跟自己的崽女一样的啊”。在回顾往事之后，他们往往如此感叹。

　　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他们为一种我不能理解的理想尽忠敬业，这两个质朴的汉子，他们的直率和乐观也把我给传染了，我鬼使神差般认同了这所学校，这个事业，和他们一起苦熬。

　　郊区的孩子大多是野生动物，他们的父母最早投入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开缝纫店、开修理店、开录像厅……或者在集体企业做工人，没有时间管孩子，放任他们在城市的夜晚穿行于大街小巷。很快他们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打桌球和打游戏，学会了欣赏香港三级片……他们曾经那么张扬又怯弱，自信而又迷惘。我能让他们的内心如他们的面容一样，如天使一样美丽吗？

　　这是一段艰难的记忆，多年来我不愿意回顾。那同样是一种邪恶的意志冲动所犯下的恶行。我记得当时就有校领导在公开场合严厉谴责我使用暴力。但我认为他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的论调只是怯弱的表现。我义无反顾一巴掌接一巴掌打将过去，让他们明白我血管里的血比你流得更快。然而在这一切结束之后，他们越来越坚强和刚毅一个个成为了小男子汉，而我越来越虚弱，胡子拉碴，形容憔悴。

　　1998年的夏天，我行将离开郊区一中重返大学校园，我的陋室突然来了一名军人——这不是我的孩子易立吗？那个因我的鞭打而哭泣的瘦小的易立，如今长成了一米七以上的高个，军帽下荡漾的笑靥那么灿烂。他给我汇报他的成长和荣誉，我给他分享我的年轻和新生，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兄弟重逢的喜悦。

　　2019年春节，多年未联系的易立又打电话和发来信息，要来长沙看我，只为想念。但此时我正开刀住院，既未接电话也没回信息。太太说你怎么能不理敬爱你的学生呢？我茫然望着窗外的天空。我走在人生的暮秋，而他们正处在生机盎然的春天。就让他的飒爽英姿保留在我脑海，而让我以父兄的形象留存在他的记忆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