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处于民族危亡、民族文化自信心遭遇挫折的近现代时期，农历正月初一，分别在1914年和1949年两次被中央政府确立为中国“春节”。春节之重要地位及文化影响力，足见一斑。中国人的岁时节日，就是从流传了两千余年之久的春节开始的，广义的春节，更从前一年的腊月二十三、四，一直延续到新年的元宵节，持续时间长达二十余天，可谓盛大。作为中国人岁时第一大节的春节，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千秋万载，永世流传。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为岁时春日六大农事节气。在长沙地区流传的传统节日体系中，立春和清明至今仍保存有相当多的节俗活动，尤其清明节因其具有特别意义，已被国家定为法定节日。立春为旧时春节，迎春之俗，在长沙仍有残留，而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季在于晨，仍对今人具有励志作用。

　　春天的长沙，尚有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春龙节、二月十二的花朝节、二月十九的观音诞，至于上巳节，实际已并入三月三，故以上节日，因其影响力，仅在此点其名即可。

　　1.爆竹轰迎春节到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一个传统节日，两千多年来，承载中国人对美好人情温暖的记忆和向往，标志着又一年岁月的新旧更替，从这一天始中国人都会感觉到世界又开始万象更新，人们的心底不能不喜气洋洋。

　　众所周知，春节，指的是中国农历年节。实际上狭义的春节仅指农历正月初一;广义的春节，则可泛指从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初八这一时段，甚至不少人把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四过小年，经旧年除夕到大年初一，直至正月十五闹完元宵这二十余天的时间段，均统归为春节时段。此处春节仅指狭义的正月初一。

　　◆春节由来

　　作为传统新年第一天的春节，在辛亥革命前的封建王朝时代，两千余年来一直称为元旦、新正、元日、正旦、三元日等。我国自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开始，即正式将传统的新年定在夏历正月初一，此后历朝历代，代代相沿，几无变更。直到封建王朝被彻底推翻，中华民国创建。各省都督府召开会议，讨论新政权历法，普遍达成“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的共识，自此中国开始使用公元纪年，公历1月1日，由此确定为元旦。

　　1914年1月24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内务部呈请的“拟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的呈报，并批准中国传统春、夏、秋、冬四令节，全国官民均得休息一日【详见民国三年(1914)1月26日发行的《政府公报》第628号，亦见《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九号】。

　　当时，中华民国内务部提出设定春节等四节的理由，今人多未见到相关文件，以至于近年来颇有人在报刊或网络放言建议恢复春节为元旦，故笔者详细引录原文如下：“新邦肇造，阳历纪元，所以利国际之交通，定会计之年度，允宜垂为令申，昭示来兹。但乘时布令，当循世界之大同，而通俗宜民，应从社会之习惯。故日本维新以来，改正历法，推行以渐，民间风俗所关，悉属因仍未改，春秋佳日，举国嬉嬉，或修祓禊，或隆报饗，岁时景物，犹见唐风。良以征引故事，点缀升平，不但为经济之节宣，且可助精神之活泼。我国旧俗，每于四时令节，游观祈献，比户同风，固由作息之常情，亦关人民之生计。本部征采风俗，衡度民时，以为对于此类习惯，警察、官吏未便加以干涉。即应明白规定，俾有率循。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匀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本部为顺从民意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实行。谨呈。”

　　袁世凯在此呈报上批示：“据呈已悉，此批。”

　　自此，阳历元月1日，正式成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历纪年法”，并决定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命名春节，并规定春节放假三天，让人们热烈庆祝传统新年。

　　今天回望百余年前历史，1914年所定春、夏、秋、冬四节，具有相当意义。今天，春节、夏节和秋节，均已成为中国法定节假日，而冬节在时间流逝中，已遭淘汰。今天民众早已忘记冬至曾作为冬节曾经存在，并在中国时间生活历中，曾享有较高地位。

　　◆鸣爆开财门，“财神”进门来

　　旧年除夕躲过传说中可怕的邪祟，新正春节人们当然要喜气洋洋迎新纳福。

　　经过千余年岁月流变，在南北朝时梁人宗懔笔下《荆楚岁时记》中，尚用来“辟山臊恶鬼”的爆竹，成为自唐宋时期开始，直到今天，长沙人在新春大年初一时候，用来大开财门、迎新纳福的热闹预告。

　　在长沙，大年初一，讲究新春早起，抢得第一。此日清晨，男女老幼换新衣，由辈份最高男主人燃香，抢得吉时，大开财门，鸣放鞭炮。

　　其实家中大门，早在昨夜除夕之时，已在大门外的合缝处，贴有红色“财”字。新年开之，即谓之“开财门”。财门打开，所见皆为对面墙壁，于昨夜“封财门”时所贴的“对我生财”、“出门大吉”等红纸条。开门时，当高声诵之，叫“开门见喜”、对我生财，迎春纳福。

　　现在长沙人家，往往在除夕夜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时，当零点的新年钟声敲响，家家户户即大放鞭炮，迎接从汉代正式形成，并已流传了两千余年的新春。

　　旧时，往往在城乡人家迎接新年之时，会有一些不速之客来到，他们口中说着“恭喜发财”，将一张印着“财神菩萨”的大红纸送给主人，谓之“送财神”。胡朴安记录的《长沙新年纪俗诗》第八首即称：

　　巧把财神红纸裁，乞儿持送进门来。

　　十文竹杠敲虽小，未见招财先退财。

　　胡朴安自注：新年初间，乞儿以红纸印财神像，沿门致送，索喜钱十文，名为送财神。民国时期《晚晚报》和长沙《大公报》亦载有大量送财神的新年竹枝词。《晚晚报》所载《新年送财神》竹枝词说：

　　裁就珠红纸一方，印成元帅貌堂堂。

　　正月初一登门送，招财进宝柜中藏。

　　正月初一，向长沙城乡居民送财神菩萨者，过去敲开门时，必得向主家赞一番财喜。长沙城乡送财神菩萨者所唱通用歌谣如下：

　　财神菩萨进门来，一年四季广招财。堂屋四个角，金子银子用“皮撮”。堂屋四四方，金子银子用仓装。财神菩萨坐得高，金子银子做屋场。财神菩萨坐得低，金子银子修阶基。财神菩萨一根鞭，恭喜主家发财万万年。

　　又有：

　　新春大发财，财宝滚进来，滚进不滚出，滚到了堂屋。堂屋四四方，金银用仓装。堂屋四只角，金银用“皮撮”。撮得金银无处放，多买田地予子孙。东买东福临潼江，西买西游苏建冲。南买南方银官宅，北买北桂陕云中。买得大路好跑马，买得大河好行船，行船跑马点状元。

　　大年初一一大早，除有送财神菩萨的贫穷者打秋风外，旧时亦有一种“打土地者”，作揖打躬求主家赐新年喜钱。1924年《长沙乡俗竹枝词》有《打土地》诗称：“新春无事乞儿忙，妙想天开亦滥觞。竹片小锣敲不歇，由来土地出宁乡。”诗后有注称，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七、八，有手拿竹片小锣打土者，入长沙城中各商家住户祈福，要求封赏。打土地者向来为宁乡周、吴二姓专利，进入民国，人民已不知其由来。有人说宁乡周姓，其实姓朱，为明朝国姓，据说是明代长沙吉藩王之后，清朝时期，他们逃到宁乡隐藏起来，改姓周，不知是否与这一故事相关。

　　现在的长沙新春，送财神菩萨者，仍然存在，只是已不知赞颂，打土地者则已完全消失。

　　◆出行向喜神，拜年先庙中

　　开过财门后，就是出天行。旧时，老皇历往往标明大年初一某方位为吉，家长便领全家人燃香烧纸钱往该方位行走，并向吉方三揖，再向四方揖拜，祈求新年四方八路皆能得利。出天行时，老长沙人亦讲究观风向、察天色，谓可来年收成，且认为“北(风)主丰，南主歉”;阴多晴，暗多雨。

　　胡朴安收录的《长沙新年纪俗诗》说：“出行都向喜神方，翎顶官靴奔走忙。路上逢人施一揖，口中犹自嚼槟榔”。所谓“翎顶官靴”指的就是长沙城内一般市侩在前清捐得虚衔，到民国时，犹自戴着前朝顶戴，在大年初一“出天行”。随着“旧皇历”停止使用，沿至20世纪30年代，出天行之俗逐渐消除，今在长沙已经不存。

　　旧时长沙人接着又有“出神方”之俗。清朝至民初的长沙人，一般初一“出神方”必到的神庙主要为玉泉山、城隍庙、天符庙等处，无非烧香拜佛，目的主要在求财祈福。

　　1917年《长沙新年竹枝词》记载：“家家户户出天行，踩宝当先入庙门。玉泉山里城隍殿，那个香烟熏死人。”此俗至今在长沙春节仍有残留。每到大年初一，长沙市井人家仍多有讲究在大年初一一大早(甚至除夕当夜)即出行拜菩萨。出行目的地，有远至南岳大庙者，近一些的则去长沙北门外开福寺，或登岳麓山朝拜麓山寺。

　　民国时期大年初一“出神方”，往往造成玉泉山、定湘王庙等庙宇的拥挤，1919年《长沙新年竹枝词》说：“神庙人多挤不开，纷纷都为出行来。相逢尽道恭维话，这是今年第一回。”因拥挤，一些借机揩油客的登徒子，便成为批判对象。1933年春节《湖南国民日报》详记长沙“出神方”赶庙会情形称：“说到‘元旦’(本处指大年初一)情形，真是热闹极了，除掉早间所谓开财门、出天行一些把戏外……长沙人出行(指出神方)路程，以天符庙、城隍庙、玉泉山等处为目的地，盖寓有敬神求财的企图。是日，出行敬神者以女性为多，所以每逢元旦这一天，各庙中善男信女，几如山阴道上，拥挤异常。奇装异服的摩登女郎，亦大出风头。同时一班登徒子，于花枝招展、肉感最浓中，大施其吊膀子丑态，极尽其揩油之能事。因此各庙中的祷祝声、求签声、爆竹声、钟鼓声，几与妇女们的哎哟声、叫骂声，交相合奏，真是为本市特有而绝妙的一幕光怪陆离的喜剧。”

　　1947年1月24日《长沙日报》一版记载当年玉泉山春节男女分开拜神情形：“玉泉山，大年初一起几日显得分外热闹起来了，善男信女都长跪求福，女的跪里面，男的跪外面，中间一层木栏杆，作男女的分界岭。”庙方之所以施行这种措施，是因新春期间登徒子揩油事件仍未得到根除，亦可见长沙出庙行时庙会之拥挤。玉泉山今不存，原址在今五一广场文运街旁的玉泉街，电影《大浪淘沙》曾以这座庙做过背景。

　　◆新春大发笔，梅花吐香芬

　　旧时长沙春节风俗，既有少数登徒子“出神方”借机揩油极丑陋的表演，也有长沙借新春初一之机，发笔赏梅画梅之雅。

　　长沙种植梅树，赏梅画梅风俗，由来已久。南宋时期，过东屯渡东行十余里，即有一梅坞。仅此一处，种梅十万株。当玉雪弥望，春节来临之际，东屯渡外，万梅绽放，一片“花叫”。今天定王台畔，亦曾留下南宋词人姜夔题写长沙春节红梅绽放之词句。

　　晚清民国时期，长沙县北山蒿塘坳、安冲遍植梅树(注：长沙县北山青梅，与春华李、麓山南橘、东乡夏至桃，在民国时，有长沙“四大名果”之称)。

　　晚清民国时期，长沙城内外，每届新春，梅香必浓。在除夕下午，长沙最繁华的八角亭街头，即有乡下农民担着一捆捆梅花、冬青、柏叶，沿街叫卖。大年初一，长沙城内人家即将购买的成捆梅枝，作“迎春”节物。稍有文化气息的人家，也会在新春初一时节，往家中供瓶或米桶内插梅迎春，避瘟过年。这一雅致风俗，在清代《长沙县志》《善化县志》里早已屡书不绝。

　　除插梅迎春外，大年初一开始，长沙人不仅敬神、拜年，更时兴“踏雪寻梅”，探梅访春。

　　1937年2月春节期间，长沙城东五里牌容园(今改称蓉园)，“冰融雪未化”，城内“探梅者已众”，开明汽车公司为便利游人而“增驶专车，加开班次”，以供市民更方便从容地前往容园踏雪寻梅。

　　梅花欢喜漫天雪，更为老长沙的春节增添了雅韵。1920年，长沙《大公报》以闺中女孩身份写有一组《新年竹枝词》，其第五首说：“蓝呢镜轿两肩抬，阿伯家归笑靥开。诉说中途曾放轿，倩人折得一枝梅。”

　　大年初一，在晚清民国时期的长沙，更是文人和学童们临笺发笔之期。旧时学童及读书人，多在大年初一一大早起来，即书写“人寿年丰”“五谷丰登”等吉语，称“新年发笔，大吉大利”，善画者则可画“喜上眉梢”一类画作，即一只喜鹊登上梅花枝。1920年2月，长沙《大公报》刊发的《长沙新年竹枝词》中记长沙新春临笺发笔之俗，道：“一宵刚过便新年，爆竹喧天杂管弦。和俗临池初发笔，出行大吉写红笺。”

　　1947年，大年初一新春发笔风俗仍在长沙保留。这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在岳麓山下集贤村一间小屋内，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李祖荫先生，“伸纸濡墨，闭户作画”。有教授前往李祖荫院长家拜年，见李院长“发笔”之作为梅花一帧，这位教授便毫不客气，将画“卷而怀之，踏雪而归”。这也算是长沙春节梅事雅韵中的一段趣话。

　　◆大年初一宜忌，忌吃鸡鸭

　　大年初一，一元复始，一切从“新”开始，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旧时老长沙过春节，大年初一颇多禁忌，亦有一些欢喜，有些宜忌至今仍然保留。

　　旧时长沙新年，多讲究“抢早”，既讲究早起，早向吉神方行走，最好还抢得进庙的”头炷香“。此外，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如在白沙井边抢挑得第一担水，这是大喜事。

　　早餐吃除夕剩饭，称隔年粮，寓意衣食有余。

　　下饭菜，最好以素为主，青菜、芋头，寓意人丁清吉，万事遇头，清白传家。

　　大年初一，长沙人讲究“初一崽”，即儿女首先必向家中父母、祖父母拜年，然后才可外出拜年。外出拜年，如所拜老人尚未起床，极其忌讳直入其床前拜年，以为不吉。

　　据清代长沙地方志载，老长沙忌讳大年初一吃“鸡”，认为“ 鸡”的音同于“饥”，看来是饿肚子饿怕了。后来，又进一步演化成不能吃“鸭”，认为鸭是扁嘴巴，“扁嘴巴”寓意怄气和受委屈。

　　大年初一这天，长沙最忌动刀剪。除夕夜，大人便把刀剪全部收好，避免小孩误动。锅铲也不能动，所以初一菜肴，没有炒菜。只有前一天备下的蒸菜，人们认为锅铲碰锅底，寓意吵吵闹闹，长沙人希望一年中不会吵架。

　　从大年初一到初四，过去讲究不能随意把家中垃圾往外倾倒，认为垃圾是家中财宝，农历新年头几天，不倾倒垃圾，家中必可聚财。到正月初五，“破五”后，才可放心倾倒垃圾。有的人家甚至直到初六才倒垃圾，认为初六为送穷日，人们要把家中穷鬼随垃圾送走。

　　初一一般亦不扫地，必扫不可时，扫帚不向外扫，乡下讲究扫向柴堆角落，称“进财”。

　　初一特别忌讳孩童信口而说的不祥之言，认为会有灵验。故大人总要事先叮嘱小孩，早先必特别叮咛初一说好话。一旦小孩不留意说了不详之言，但有破解之法，即在墙壁下贴上“小儿之言，百无禁忌”的红纸条。或在小孩随意说坏话时，大人紧跟着接话解说：“孩童之言，百无禁忌”。

　　忌东西摔破，万一不慎打破，可说“打发打发”或“事事发财”;酒杯倾倒，称“酒泼红地”。由此可坏事变好事，逢凶化吉。

　　过年时，长沙人家中多置水仙一盆，若至初一新春之时仍花开茂盛，则预示家必兴隆。新年亦有贴红纸于果木上者，谓可使一年果木丰收，利市十倍。

　　近年来，长沙人在大年初一不太讲禁忌，而更讲究祈福。一些人趁着新年的晨光将到来之时，登河西岳麓山，祈求新年登山能够步步高升，也有前往韶山给毛主席拜年者。

　　◆流落民间的接春纳福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后，官方迎春之礼，早已不必严格遵行。

　　不过，一直以来，民间仍流传着“立春大过年”的说法。实际上，立春已丧失其根本地位，当然无法与春节相比，其衰落甚至消失，成为必然。即使1941年12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规定，每年立春日为全国农民节，并自1942年实施。如果不是翻阅湖湘旧报，立春日曾为农民节一说，简直闻所未闻。

　　反映楚地风俗的南朝梁人宗懔早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立春时民间的节俗活动。宗懔称：“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二字，或错缉为幡胜，谓之春幡。”此俗曾在包括长沙在内的古楚地广泛流行。南宋辛弃疾《汉宫春.立春》一词就说：“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美人头上，袅袅春幡”，说的就是南宋立春日，美女们剪彩纸为春幡，戴在头上。春幡袅袅，彩带飘飘，旧时立春日的气氛，顿时就浓了。

　　不过，梁人宗懔所书拔河、荡秋千、蹴鞠之俗，到了唐宋时期，至少在长沙则已将这些节俗活动移到了清明节。

　　古俗还于立春日，取生菜、果品、饼、糖等，置于盘中为食，称春盘。不过在长沙春盘后来演变为长沙街头小吃春卷。至今，坡子街火宫殿对面衣铺街口的桂爹春卷，炸得相当不错。不过，春卷与立春的关系，长沙人多已不识。

　　笔者在1991年春节对浏阳丰裕73岁的罗国祺老人民俗采风时，罗国祺老人谈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所活动的长沙城区和浏阳丰裕乡下普遍重视立春时气，并用接春之俗，长沙麻将中亦借用有“接春”之语。

　　已故老人罗国祺称：虽20世纪30年代初期，长沙街头年历已禁止刊载阴历信息，但立春时令仍可见于当时日历。立春之时，长沙和浏阳城乡重视俗信、以耕读为本的民家，于此日，大人及学童尤其重视早起，并相呼诫称：“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并实施于立春之日。家家均在庭前户外备一香案，案上摆放春韭、生葱、萝卜等类蔬菜“春盘”，并置一瓯，盛清水，水中投鸡蛋一枚，燃香点烛。当立春时气到来时，户户皆鸣小挂鞭炮，而瓯中鸡蛋亦在交节之时，自动在水中直立，此时家人纷纷在案上及地面竖蛋，以测验立春时气到来情形，并向东方揖拜。学子或家长用毛笔红纸书写“宜春”字条，逢人必赠。又贴“迎春纳福”“春至福临”字幅。不少人家，并向屋外庭园树木粘挂红纸条，谓使树木亦得时气，春满枝头(注：罗爹又称，长沙北门内外，多有种花之户，他们在农历二月花朝节时，亦有给树木花枝粘红纸之俗，与浏阳丰裕立春日极类似)。此时，街头及乡村亦有“打春者”，击鼓而来，称“报春”。报春的具体内容首先是立春交节时分，然后再唱恭维主家的赞词，如“今日某时某分吉，新春来到贵府门……”以行乞讨。又有以樟树叶加入柴灰煤炉之中煮茶之俗，称“煨春”。

　　◆ 岁朝春、寡年及两头春

　　包括立春在内的中国农事二十四节气，所据为太阳历。阴历大年初一等的设定，所据则为太阴历。两套历法系统，使阴历岁时节日与太阳历节气往往难以重合。

　　但也有少数年份，正当正月初一过大年时，却可恰遇当天立春，此即称岁朝春。所谓“百年难遇岁朝春”，遇上了，长沙人必以隆重方式庆贺。

　　有时阴历一年当中，前后两头都遇不上立春，在长沙则称这样的阴历年份为“寡年”。寡年忌结婚，宜为老年预制寿衣寿被，这一迷信习俗，在长沙昔日颇有一定市场，但现在年轻人多不相信。又有阴历全年，头尾皆遇立春者，这样的年份称“两头春”，俗以为“一年两头春，黄牛贵似金”或“一年两头春，黄豆贵如春”，也有人认为此年气候温暖，俗谚称：“一年两头春，无被暖烘烘”。是否有验，可能只有古人关心了。

　　旧时长沙家庭没有冰箱，冬日为食物丰盛季节，一些人将猪肉鸡肉熏腊风吹，悬挂檐前;但亦有将鲜肉直接储存于“冬水”之中保鲜保洁者。当立春之后，长沙人俗称“春来一日，水暖三分;春来三日，水者渥(烫)人”。即水中不宜再保存食物。

　　2.欢锣喜鼓说拜年

　　新年的序幕，在农历正月初一的爆竹声中已告隆重揭开。广义的春节，可延续至正月初七八，甚至可更宽泛地延续到元宵节。这段时节，主要在初二到初七八，正是城乡新春长假期，各家各户互相拜年的时节。长沙人颇为讲究“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街坊”的拜年时序，而“拜年拜到初七八”，实际上各家各户已经洗净了坛子，抹干净了盛装新春零食的塔。

　　初九后，城市人群基本已开始正式进入工作状态。此时元宵龙灯也在这一天闹上了城市街头，而长沙乡村仍沉浸在年节喜悦的乡土酣梦中，要过了元宵灯火，才算正式过完了年。

　　◆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街坊

　　长沙人颇为讲究“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坊”的拜年时序，大多数人家，初一除了“出庙行”外，主要在家中团聚拜年，一些人也有从初一就开始陆续上街拜年的。

　　不过相互之间串门正式拜年，往往还是从初二开始的。尤其初二，是女婿携妻女到岳父母家拜年的时候。

　　初三初四则时兴街坊邻舍亲戚朋友大拜年，此时在城市和乡村，走门串户者，已使新春年景变得十分热闹。1923年《长沙新年竹枝词》讽刺当时公子哥们拜年的场景时说：“少爷真个好排场，楚楚衣裳巧样妆。趁着拜年随处摆，包车铃子响叮当”。

　　现在的长沙，每到初三初四，则多为同学故旧聚会之期。一般来说，拜年拜到初七八，拜年活动即告基本结束，各家各户实际上也已经洗干了坛子，抹干净盛装新春零食的塔。

　　不过长沙人也说：“有心拜年，十五元宵也不为迟。”

　　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初八初九，大多数单位和企业都已经开始上班，不复旧时新年慵懒的生活气氛。

　　◆待客更有蛋波波

　　新春登门拜年，主客皆感欢喜，主人更要摆出果品零食招待客人。

　　旧时长沙新春待客零食，以地方特产和含糖量较高的零食为主，油炸红薯片即为地方特产，焦切片、麻枣、猫屎筒、胡椒饼、笔杆子糖、兰花豆、香元条及瓜子、花生、糖粒子等均为旧时新春待客零食。

　　早在清代民国时期，槟榔就已是长沙地区待客极受欢迎的年货，简直是“非槟榔不为礼也”，1923年《长沙新春纪俗诗》中即记载：“爆竹声中贵客来，香茶奉罢果盘开。槟榔元宝双双赠，恭喜今年大发财。”诗下有注称：“新年客来，须放爆竹迎接。入座时送上槟榔两枚，谓之元宝，取发财之意。”

　　1992年，我曾访问家住东庆街80余岁的傅娭毑，进行新春风俗调查。傅娭毑即向我介绍称：长沙旧时春节，市井人家待客，一般必备槟榔，并且做成“元宝槟榔”，即用个头稍小于今天的槟榔，在槟榔壳子中放入桂子(一种中药材)、点上桂子油，用红纸包裹，盛放果盘之内，称“桂子槟榔”。客人来时，双手奉上，称赠“元宝”。此可谓是《长沙新年纪的俗诗》的注解。

　　旧时长沙新春拜年，走进亲戚朋友家，主人会招待客人吃些零食，稍显亲密的朋友、尊贵客人，主人家会奉上一碗甜酒桂圆红枣蛋或柿饼红枣鸡蛋，长沙俗称其为“元宝汤”。民国时期长沙报纸刊载的《长沙新年竹枝词》亦记录此事：“普通待客有茶盒，七星盘子摆一桌。外加青果与槟榔，元宝更有蛋波波(读入声)。”所谓七星盘子，指有七格的果盘果盒。在长沙，未熟的鸡蛋称蛋个个，而已煮熟鸡蛋，则称为“蛋波波”。所谓元宝更有“蛋波波”者，指的就是老长沙家庭，在春节期间为客人盛上一碗甜酒桂圆煮蛋的汤，这是最好的待客之道。

　　当然，春节期间，在自己家里，或者待客，最讨女孩们喜欢，让她们感觉到温暖、温馨且体贴的，是一碗甜酒年糕冲蛋。甜酒也能醉人?1920年《长沙新年竹枝词》中有这样一首诗：“糯米甘芳酒半壶，饮来全不费功夫。谁知醉后归房卧，蛙步还须俏妹扶。”说的正是糯米甜酒在新春时节的醉人。

　　至今新春待客以糯米甜酒桂圆蛋待客，仍在一些老长沙居民家中或有保存，宁乡人家亦有以桂圆甜酒蛋待客之俗。

　　◆初二火宫殿拜财神

　　1920年《长沙新年竹枝词》称：“财神元宝用纸糊，锡箔一层米浆涂。火宫殿内红胡子，数挂买来焚天炉”。说的是，老长沙人过年，不但人与人之间互相拜年，人也向神拜年。正月初一一大早，当然是到玉泉山观音庙、定湘王庙(即善化县城隍庙)及天符庙拜神。正月初二这天，大批老长沙人涌到坡子街火宫殿大庙内的财神殿给财神爷拜年，祈求发财。这一天，火宫殿的庙会特别热闹。庙坪内有不少玩把戏的，更聚集不少卖臭豆腐、猪血汤、糖油粑粑的美食摊档。更有不少流动小贩，横提一根长棍，棍子上系有无数象征财富的“财神元宝”，四处叫卖。

　　◆五正仍旧大似年

　　直到今天，长沙仍有所谓“五中大似年”的说法，这一天一般不兴拜年，尤其女婿不能在这一天向岳父母家拜年，所谓“要得穷，女婿拜五正”。

　　一般店铺，也多在正月初五开门。当然迟开者，有拖至正月十五的。

　　正月初五这天(也有在除夕者)，长沙有类似广东“吃无情鸡”的习俗，即在正月初五这天，老板设宴请员工或伙计吃饭，这桌饭菜，老长沙俗称“响炮酒”。将被辞退的员工，被请去“坐上头”，或端鱼上桌时，鱼头正对这位将被炒鱿鱼的员工。谁被辞退，在吃“响炮酒”之前，老板并不会透露，直到吃这餐饭时，“响炮”了才揭晓谜底。不过有时吃“响炮酒”，也会平安无事。上席位子空着，此时伙计无不喜笑颜开。

　　过完年假，在初五这天开张的店家，第一天所接到的头单生意，无论如何总要做成，虽赔点血本，也在所不惜，因为这预兆着一年的商业年景。

　　◆人日登台成春梦

　　至迟到晚清民国时期，老长沙新春已不太实行以节庆方式过“人日”。

　　不过，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正月初七的人日节日庆祝，在历史上的长沙仍然相当隆重。中国古人认为，上天创造万物的次序是“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正月初七，是人类诞生于混沌初开时的生日，这一天人们登高祈福，希望自己具有新气象、新精神。古人甚至认为，初七那天，如果风和日丽，则预兆一年吉祥，人口平安。

　　其实，在宋代的正月初七，古长沙城内的时尚男女，多纷纷登上定王台。而定王台上，红男绿女头上彩带飘飞。长沙旧时春节人日，可谓饶有风味。

　　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可谓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流行歌手”之一。姜白石在32岁时，来到长沙过春节，创作了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一萼红》：“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池面冰胶，墙腰雪老，云意还又沉沉。翠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禽。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杨、还袅万丝金。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

　　在这首“流行歌曲”前，姜夔写有一小段话，说的是在八百三十年前(即1186年)，姜夔来到长沙，住在观政堂，观政堂前有小桥流水，西面是古城墙遗址，金橘子树和翠竹间有条小径通向一处梅林，梅林有官梅十株，正结着如辣椒、黄豆般的花蕾，有的还初绽白色的花瓣。他穿着木屐在野兴横生的花园里走着，兴致大发，于是唤来一帮时尚男女，彩带飘飘登上长沙的定王台。那天是正月初七，姜夔遂想起他在合肥的心上人，他想站得更高，让爱情的思念随眼光去得更远，后来他又和朋友登舟过湘江，在残雪中，登上岳麓山顶，故而写下了这首深情的“流行歌曲”。

　　姜夔在春节人日登定王台，是长沙早已流传的春节习俗。《荆楚岁时记》中早就说了：“正月初七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戴之头鬓……登高赋诗”。

　　姜夔词中提到的长沙人日“朱户黏鸡”，“金盘簇燕”都曾出现在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中，指的是在人日这一天，贴画鸡于门上，“画鸡”当为今天鸡图案的剪纸，而金盘簇燕，指的是取迎新之意的春盘。

　　3.龙腾狮唱闹元宵

　　矫矫龙腾，龙来了!最早从正月初五开始，一般以正月初九，最迟到正月十一,长沙龙灯都要开始摇头摆尾上街，或游行乡村田间地头。到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龙灯狮舞则达到新春欢乐的最高潮。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道家俗说为上元节，亦称元夕、灯节，节俗活动集中在夜晚。省会长沙元宵节，不只是看灯会，更有狂欢热闹的龙腾狮舞，此俗在湖湘大地由来已久，文天祥在南宋末记有衡州元宵热闹观灯之俗;清人吴棠《潭州竹枝词》更称：“新年无处不龙灯，锣鼓沉沉瑞彩腾。彻夜喧阗看未足，人山人海拥千层。”

　　老长沙龙腾狮舞的狂热，完全当得上“狂欢”二字。现在的长沙，每到元宵时节。橘子洲必放焰火，橘洲沙滩公园举行彩灯嘉年华，火宫殿春节元宵灯谜及游街庙会数年连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正街老街元宵老戏连台……长沙城内当前各类元宵活动点缀了长沙繁华升平岁月年景，但与晚清民国时期长沙元宵时节舞龙舞狮相比，这些活动仍稍显静态，群众的参与感仍显不强。要再现长沙人、湖南人“富于行动力，富有创造力”的元宵狂欢景象，尚需各方群策群力，加紧策划及运作，在长沙当前元宵灯会基础上再加一把劲，再烧一把火，即可努力使老长沙旧时元宵龙狮欢腾狂欢的场景得以恢复，甚至提高，进而可使其成为一张富于长沙地方传统民俗文化特色的重要旅游名片。

　　◆最轰动的龙灯，炮火重围中狂欢

　　湘春路的任海平老爹见识过老长沙城乡玩龙灯。20世纪40年代长沙城乡玩龙灯，玩得最引起“哄动”者，都是长沙城内最勇敢健美朴质的男子，他们能够蹈火狂欢，年轻女性对玩龙者的喜爱，超过今天的“追星族”。

　　在元宵这天，长沙城乡常能看到舞龙者在舞龙时作“烧龙”表演。这些年轻男子，头扎红巾，赤膊短裤，手擎龙灯狂舞表演。表演火龙时，接龙的人家把装有火硝的竹筒点燃，喷出长长火焰，形成几十条火龙，冲向舞龙的年轻男子。在喷射焰火的竹筒焰火包围下，玩龙灯的长沙青年不但不畏缩逃避，反而在夜晚熊熊焰火当中大喊大叫，龙灯亦舞得更加热闹狂放，甚至进入癫狂之状。每个人都看到火焰冲到舞龙者的胸前背部，火花在其赤膊肉体上飞舞狂溅，而他们反而更在火花中以此一逞勇武。初看长沙火龙表演的人，常为他们提心吊胆，但被焰火冲烧的舞龙青年却若无其事。

　　玩龙后，丰盈西里有户家庭，户主为仁术医院院长，他与在湘雅医院的亲戚一道对玩火龙的勇士现场进行身体检查，却发现他们胸前背部除有斑斑火药灰烬外，皮肤确无任何损伤。据闻他们在舞火龙时皮肤涂有一层草药药水，可保护皮肤不受烧烫伤。其实民国胡朴安收录的《长沙新年纪俗诗》中亦记此事：“前度神龙今又来，沿途收水取钱财。可怜菩萨亦遭厄，炮火重围辟不开。”下有注称：元宵日，各庙龙灯再到各家一次，谓之收水。各将封钱送之，并多备爆竹，围绕燃放，不令外出，相传放炮愈多，神愈保佑。这又是另一视角的表达了。

　　表演烧龙的青年，在地方被视为勇士，尤为年轻姑娘倾慕暗恋。由此元宵舞火龙，亦可窥见旧时长沙城内亦不乏武勇一面。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民族面对倭寇入侵处于危亡之际，不知有多少平日在元宵节时不惧火龙的长沙青年，不惧流血，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陷阵冲锋，以御外侮，卫我金瓯无缺。可见平日看似寻常热闹的元宵龙舞，亦作卫国时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素质准备。

　　旧时，长沙城乡同乡会馆，街坊宗族，皆备有龙灯。一般从初五准备，即前往各乡团收取舞龙费用，而过去人们相信龙灯能带来地方上风调雨顺，且具收瘟之效，故人人乐为出钱。到正月十一，长沙龙灯多半就舞到了街头或村上，不但穿街走巷，当然更要入户过庭，在家中表演。

　　长沙龙灯不同他处特点，是龙头比别处为大，能舞出极多招式。元宵龙灯进入主户家中，一是帮各家各户收去灾病，亦能带来吉祥。如家中有不孕者，舞龙者即以龙身围绕不孕妇女一次，又将龙身缩短，上骑一小孩，在堂前绕行一周，号称“麒麟送子”。民国文人胡朴安在其辑录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有其事，且录有《长沙新年纪俗诗》一首称：“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中国但凡研究元宵民俗者，提及元宵舞龙，必提到长沙“麒麟送子”。长沙元宵舞龙，最后收灯时间，大都在正月十五(含十六凌晨)，至多不会玩过正月十七。

　　长沙四乡的龙灯，按旧俗收灯时都要玩到长沙城里去。甚至不仅长沙四乡龙灯要进城，邻县龙灯也有进长沙城者。清末民初(注：1928年后，蒋介石一度严禁龙灯)，正月十五夜，长沙城内万龙云集，蔚为壮观。尤其坡子街火宫殿，所有龙灯必往火神庙前坪舞动一番，方高兴离去。

　　元宵收灯的深夜，长沙城内会有一条老龙巡游。此龙在迷信观念中是专门负责对全城进行收瘟收疫的。老龙巡游全城时，伴以大锣大鼓，其声苍老凄凉。大人在深夜家中常将幼小孩童藏于怀中，以免孩童受到惊吓。

　　◆像长沙人打架，玩狮子亦能武能文

　　有笑话说，三地方人打架，东北人只打不说，上海人只说不打，湖南人又说又打。这极像湖南省会老长沙人昔日元宵舞狮子，既能舞，又会唱。

　　李连杰主演的《狮王争霸》让粤闽狮舞大出风头。但老长沙对粤闽狮舞却不以为然。见识过老长沙元宵狮舞的他们说：元宵粤闽狮舞，舞的无非是哑巴狮子。我老长沙元宵狮舞，能武善文，既能跳高台表演武术，又能说唱极富文彩的说词。

　　昔日老长沙元宵狮舞，有踩桌、跳四角，其中最惊险者是爬上叠起的六层方桌“登高衔彩球”，甚至还有登上九层高台者，其惊险精彩万状，一点不亚于港片中“黄飞鸿”表现。狮舞最出奇、最具湖湘特色之处，则在于长沙狮舞既会舞，又会唱。

　　长沙狮舞俗称拱讨米狮子。此种狮舞，并非嬉春贺节纯义务娱乐。讨米狮子既称“讨米”，即有“梧桐叶落，一根光棍打秋风”意味存焉，换言之，就是在上门表演时，要求主户、店家破费一点，打发几文。

　　一组元宵舞狮班子，需六人以上：两人舞狮，一人赞唱，另需三四人敲锣打鼓。拱讨米狮子，“所表演节目，能以五尺之布，穷二人之力，遵令表达，演得惟妙惟肖，酷似逼真”。

　　20世纪80年代，长沙各区文化馆整理长沙民间歌谣，搜出大量元宵狮舞赞唱，这就是拱讨米狮子中的唱词。一般是舞狮者进主家大门即须向主家赞狮，随即开始表演，锣鼓同时伴奏，其歌曰：

　　喂，神狮进门来，四脚踏金阶，两边锣鼓响，二位伙计耍起来。

　　喂，神狮头上一点青，二位伙计听分明，别的故事以后扯，你跟东家老板送个新财神。

　　喂，神狮头上一点青，咯真正是东家老板新财神。财神跨黑虎，右手一锭银。财神不是别一个，封神榜上赵公明。手执金鞭常进宝，时时赶上宝和金。

　　喂，神狮头上一点青，要请二位伙计听商量，别的故事慢慢耍，耍个何仙姑提花篮。喂，神狮头上一点青，咯真正是何仙姑提花篮，八仙飘海神通显，自古到今把名扬。

　　喂，神狮一耍脑抬抬，二位伙计听开怀，别的故事慢慢耍，耍个姜太公稳坐钓鱼台。钓鱼台，钓鱼台，一钓周朝八百载，二钓文王访贤来，三来搭帮伍吉去砍柴。

　　喂，神狮一耍把头摇，二位伙计听根苗，别的故事慢慢扯，耍个刘海去砍樵。喂，神狮一耍把头摇，咯真正是刘海去砍樵。山中巧遇胡大姐，斧头神去降金妖。刘海成仙把名标。

　　喂，神狮越耍越有味，伙计躲在狮衣内，别的故事往后扯，暂且耍个槐荫会。喂，神狮越耍越有味，咯真正是耍的槐荫会。董永卖身行孝郎，七仙姑下凡配成双。

　　喂，锣莫打，鼓莫擂，神狮尽耍也无味，惊动堂前的贵客，一齐多谢，又少陪。

　　长沙元宵狮舞唱词，并无规定统一的歌词，全凭赞唱人员随口应对，但得洗口(经过挑选)，以免以不祥语句触犯禁忌。舞狮的赞唱，多采用通俗民腔俚调，谐音塞脚，湘人俗称“对同”。

　　旧时社会，医疗医药水平极不发达，故民间俗信，舞狮可收麻瘟痘毒，亦保六畜安全，而长沙传说，狮王为民除害归回天庭时，仍眷恋回望人间，不幸头被关闭的天门夹断，故民间供奉者仅为栗木雕刻“狮头大王”，“狮身被”须另制。老长沙元宵舞狮必唱《送瘟神》，此类歌谣在长沙民间有各种版本保留，现录长沙东山狮舞赞唱《送瘟神》一首如下：“狮子来要张牙露齿，去要稳口藏身。金毛大将过路身，特将主家的猪瘟、牛瘟、鸡瘟、鸭瘟、鹅瘟、豺狗、野猫，一齐拜托金毛大神送走上昆仑。”据闻，浏阳河畔东山人家听到唱《送瘟神》歌时，定会故意先不与红包，以挽留狮子，让其多拱、多耍、多出吉语。

　　旧时人家，过元宵时，门前、庭院各处，及鸡埘猪楼无不挂灯点烛，家中小儿亦常手持灯笼，奔跑街衢。舞狮者常在告辞前，大赞主家花灯，使其满意而去，其随口所编舞狮赞灯歌词，可为：“花灯挂在高堂上，香花蜡烛两边分。赞你新年大兴盛，年年月月享太平。赞你田里禾苗好，一年胜过两年春。赞你栏中耕牛盛，猪在栏里长千斤。赞你家家鸡鸭盛，早晚归宿数不清。”

　　旧时长沙，所有龙灯歌舞在元宵娱乐狂欢完毕后，都要到龙王庙前河滩举行收灯仪式：烧野火一堆，每个龙灯挨次在火上烧一下，烧去龙身上的彩纸花布，留下竹织骨架，以备来年再用。俗信认为烧龙可将一年瘟疫、贫穷、灾害全部烧掉。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仪式结束，玩龙者聚集河滩，每人可分得一碗虾米稀饭。吃罢稀饭，就算开了个“收心会”，玩灯的各人各自收拾回家。

　　旧时长沙新春假期至元宵节“收灯”，即告元全部狂欢及玩乐已毕，各行各业开始收心，努力工作。

　　老长沙过元宵节时，家家户户必食元宵。元宵，亦称汤圆，煮食店家以息机园口的柳德芳汤圆老店最好，南货店对外售卖元宵则以三吉斋、朱稻香村最为著名。柳德芳汤圆店制汤圆馅心时，必捶入一些乔饼(橘饼最佳者)，这也是柳德芳汤圆其味甜沁人心原因之一。

　　4.清明祭扫雨纷纷

　　清明在最初，只是中国二十四农事节气中的一个，据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迟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

　　作为节日的清明，后来与寒食及上巳节俗逐渐融合，成为包含有祭扫祖宗庐墓、嬉游踏青于春色郊野的两大节俗活动主题的传统社会性节日，则从唐宋时期开始，在长沙热烈流行起来。

　　身兼农事节气与传统社会性节日，并流传至今、被当今政府承认者，在中国所有节日中，唯有清明一节。

　　在两千多年节俗传承中，不断有居住于长沙的历史名人，为长沙清明涂抹上或哀伤或喜悦的色彩。

　　从2008年开始，清明被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一天，和双休结合，成为共计三天的“小长假”。在长沙传统中，清明祭扫先人庐墓，向有“前三后七”或“前七后三”之说，故清明一节，在长沙民众心底，有十天之期。

　　◆清明不再荡秋千，“诗圣”杜甫穿行贾谊居

　　在长沙湘江边写出“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之前的那个清明节，“诗圣”杜甫当时呆在长沙西湖桥，他看到湘江渡口那一派“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如同后世《清明上河图》般的繁华热闹。此刻的他却倍感孤独，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被命运“开了一大脚”，把他从北方的长安城踢到千万里外、长江之南的长沙城，此刻的他也如同清明荡上高空迟迟不能落下的秋千，清明时节，正当祭扫祖宗庐墓的日子，可自己的家乡却在万里关山之外。

　　这是公元770年唐代的清明节，杜甫居住在长沙城边，他请人用竹椅把他抬进城，去看太平街旁的贾谊井、浏阳门旁的定王台(原诗：“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

　　此时的杜甫年近六旬，“右臂偏枯半耳聋”，他看到清明时节长沙的种种节俗：满城男女，在湘江边争相乘船前往河西的岳麓山及郊野，或者就在湘江之上，踏青出游，到处都是无忧无虑游嬉的人们。那时的长沙人，寒食之前，在青枫树上取新火;清明节时，在蹴鞠和荡秋千。这不能不让“此身飘泊”，从北方漂泊到南方，从西蜀漂泊到湘江，寂寂系舟西湖桥下的杜甫感慨不已。

　　当然，距杜甫住在西湖桥下，1246年之后的又一个清明，荡秋千、蹴踘的节俗，在长沙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在湘江还在，麓山还在，清明还在，杜甫的诗还在，并且他来到长沙曾住过的江阁，在倾圮千年之后，早就重新建立起来。每到清明时节，沉浸在历史情绪中多情的长沙男女，仍喜爱在清明节时来到江阁旁，望一望空阔寂寥的楚天，就像回到杜甫所在的唐代清明，然后把酒滔滔，心潮逐浪而高， 如此似乎渐成一种每到清明时节，江阁边近来惯见的风习。

　　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刻意为之，清明节时节杜甫在长沙既游贾谊故居，又登定王台的路线，似已成后来青年男女在清明时节游赏长沙的一条经典线路。不止少女时代生活在长沙的秋瑾女士写下过“西邻也为踏青来，携手花间笑语才：昨日卿经贾傅宅，今朝侬上定王台”这样的句子，民国时期就读长郡中学的浏阳人罗章龙在记录他与“二十八画生”交往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文字。

　　◆时危国难，清明祭扫黄兴、蔡锷等庐墓

　　清明流传两千余年，发展至今，其第一主题，为祭扫祖宗先人庐墓。

　　每到清明时节，长沙气候多半细雨霏霏。在此时节，前去祭扫祖宗先人庐墓的人们，真如唐代杜牧诗中所言“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时节，长沙人扫墓，讲究对祖先坟地进行打扫，再行祭拜。扫墓的人会先铲除墓地周围的杂草荆棘，疏通墓旁水沟，在坟上添堆新土，再燃香点烛，洒酒奉果，祭拜亲人坟墓，与已逝亲人在沉默中“交谈”，或与亲友聚会于墓围旁，最后在坟堆上插上“挂山条子”离去，以此表达“慎终追远，怀念先人”的深情。

　　其实“心忧天下”的长沙人，从来都不是只顾及个人一家一室的祖宗庐墓。当河山变色、家国含恨之时，长沙人往往挺身而出，为保卫祖宗庐墓、邦国文化而与外寇血战到底。为唤起更多志同道合者形成强大的力量，此时的他们，每到清明前后，会集体去祭扫民族先烈之墓。20世纪30年代，当日寇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步步紧逼之时，长沙人已开始主动祭扫长沙境内的先贤英烈之墓。1935年，湖南是最先积极响应将清明节改为“民族扫墓节”的省份之一。在抗战爆发后，烽火四起之时，长沙城虽在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中被烧毁，但“再从焦土建长沙”的人们，在每年清明节前，必定会前往岳麓山祭扫黄兴、蔡锷等先烈的墓庐。1941年清明时节，当赣北大捷的消息传到长沙时，长沙人民集会，举手表决，“在时危国难，祖国紧急时刻”，中国急需像黄兴那样屡败屡战、不惧艰难的勇士，因此特决定将长沙最繁华商业街南正路改称黄兴路，自此黄兴路因成为长沙的一条英雄路而长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时，坚守长沙城内的士兵，即在黄兴路筑起工事，司门口、八角亭等处墙角“时见弹痕”。此时，祭扫长沙英烈之墓已成长沙人过清明的新习俗之一。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即1942年4月5日清明，这一天，长沙下了一场瓢泼大雨，而在岳麓山前、凤凰山后，即今湖南师范大学原武装部所在的小山坡上，以李玉堂为首的国民党第十军代表在此祭奠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牺牲的忠勇将士，场面极其感人，当时湖南各大报纸均有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每到清明时节，长沙的一些学校、机关和团体，均会前往湖南烈士公园等处为革命烈士扫墓，或参观英烈故居和纪念地，先贤英烈墓庐已成清明时节新图腾。

　　◆飞机比风筝养眼，爬山比踏青热闹

　　风和日丽、杨柳垂丝的清明时节，正如《岁时百问》所言：“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此时的湖南，气温升高，人们已经走出寒冷的冬天，而郊野正当春意盎然，亲近春天亲近大自然的渴望，遂不可遏止，故清明又成为人们踏青郊游享受春色之时节，放风筝、蹴鞠、斗鸡等节俗活动应时而生。

　　古人诗云：“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明时节，除儿童自做之小风筝外，大人们也制作了各类大型风筝。据民国时期《湖南国民日报》报道：1934年、1935年、1937年清明前后，长沙市民众教育馆都曾组织和举行有长沙市儿童和成人风筝比赛。那时，长沙清明时节的蔚蓝天空中，飘飞着一只又一只龙形风筝、蜈蚣风筝等。值得注意的是，飞机风筝也作为一种清明新时尚，开始在长沙郊野的天空中飞舞。

　　长沙城市上空最早出现飞机约在1914年前后，时为汤芗铭督湘时期，当时飞越长沙上空的那架飞机，冒出巨大浓烟，如同长沙小吴门外火车东站的蒸汽机头放出的蒸汽一样。因为这是首架飞在上空的飞机，长沙人谈论了几乎一个月。到1926年9月3日，时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北伐飞机队特派两架次飞机从大托铺机场起飞，围绕长沙城飞一周，抛撒宣传革命的传单后离去，令长沙城内居民纷纷向天空欢呼。到了20世纪30年代，何键主湘期间，特在长沙新河三角洲设立航空处及飞机场，此时与清明风筝有些类似的现代化的飞机，一度成为长沙学生们在清明时节向高空瞭望的节日“礼物”。

　　1933年清明节前一天，时为湖南省主席的何键特令新河航空处组织莱茵和摩斯飞机各一架，在教育会坪上空盘旋低飞，并散发传单，表演飞行术，以庆祝四四儿童节及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教育会坪的数万长沙小朋友纷纷对飞行员的表演报以热烈掌声。不过，次年新河三角洲航空处的一架飞机在为清明时节前往该处踏青郊游的学宫街长沙自治女校的学生表演时，因飞行员故意炫技逞能，擅自超低空俯冲飞行，结果酿成飞机在新河三角洲坠毁事故，撞死2名女学生，重伤3名女学生，成为轰动长沙城的清明节飞机大事故。此后，飞机不再在清明时节为学生作飞行表演。

　　清明节户外踏青活动，长沙从唐宋时期已开始，杜甫等的诗句中，对此多有描述。清明踏青节俗活动，在长沙至今不衰。

　　不过，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长沙每到清明，湖南国术俱乐部等机构，总会组织比踏青更轰动的爬岳麓山比赛。选手们从岳麓书院出发，一直爬到云麓宫，一决胜负。1936年清明节长沙市举行第一届爬山比赛举行，参加的选手计有900余人，为选手们呐喊助威的长沙市民竟达三四万人之多。抗战期间，长沙城市人口疏散，但也举行数届爬山比赛。当时人们相信，只有借助锻炼强壮身体，才能更好地抵御外侮，清明时节的爬山比赛，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抗战胜利后及新中国成立后，长沙市民仍于清明节前后在岳麓山举行各类登山比赛，只是规模已远不能与昔日相比了。

　　◆清明吃青与上巳遗风

　　中国传统节日，往往离不开吃。清明流传至今，长沙人仍吃蒿子粑粑。即将清明时节采摘的清明嫩蒿叶、夏枯草、荠菜捣碎，和上米粉，做成蒿子粑粑，一般油煎或蒸食。长沙民谚称：“清明吃了青，走路一身轻。”据说吃了有药用功效的蒿子粑粑，能祛病强身。其实走路一身轻，只怕更因清明气温升高，脱去冬季的厚重臃肿的衣裤，在灿烂春色中，人们活动起来自然轻快了。

　　长沙的蒿子粑粑，来源甚古。在长沙春季，又有一种鼠麴草粑与蒿子粑粑略为相似，今人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在古时鼠麴草粑是一种上巳或“三月三”的食物。南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载：“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为粉，谓之龙舌䉽，以厌(压)时气”。

　　清道光年任过湖南巡抚的吴其濬在其著作《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了鼠麴草制粑粑之俗，称：“鼠曲染糯作糍，色深绿，湘中春时，鬻于市。五溪峒中尤重之，清明时必采制，以祀其先，名之曰青。其意以亲殁后，又复见春草青青矣。呜呼!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

　　“三月三”作为节庆的地位虽大降，但湖湘一域，一些风习却得到保存或者恢复振兴，这就是晚清民国之时，因湖湘文风大振，三月三成为湖湘著名文人诗酒禊祓之日，因三月三或上巳诗会，开福寺碧湖一带竟被闹得风生水起。当然，原有的原始水边与情爱相关的野蛮风俗是不会得到丁点保留的。

　　今天的三月三，诗酒欢聚水滨的古风已所剩无几，然而在长沙百姓生活中仍顽强地保留有“三月三，地菜子煮鸡蛋”之俗。据远古传说：“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一些人以三月三作为黄帝轩辕生于此日的证据， 可是这事毕竟太过遥远，“烟涛微茫信难求”，普通老百姓对此并无兴趣，还是在三月三来个荠菜煮鸡蛋比较实在，何况据说荠菜水有降血压，清肝调脾之功效，也姑且信之吧!

　　有人说，三月三是古代情人节，因此也要把三月三作为今天的“情人节”。如今，元宵节是情人节、七夕是情人节，现在三月三也要成为情人节，不知今天一些人竟为爱操心或饥渴到了怎样的程度?

　　清明过后，接下来是“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麻又插田”时节，长沙田野间会传来阵阵山歌声，其状极其娱人。不过城乡民众共有的下一个大众休闲娱乐节庆，则要等到湖南人极度重视的端午节去了。

　　◆且去采撷明前谷雨茶

　　清代嘉庆《善化县志》就已记载，清明时节，正当长沙山野“茶芽初发之时，揉绿炒青之村，香满里巷”。

　　从清代到民国时期，长沙县高桥、范林桥、金井等地产茶即已闻名。尤其长沙县高桥在晚清民国时期已成为茶叶集散地，平江、浏阳、湘潭的茶叶都需运往高桥。到1931年，湖南省茶事试验分场亦设于长沙县高桥。

　　据长沙《晚晚报》记载，每到清明时节，各地茶商云集高桥，制茶工人男女逾万，并传竹枝词称：“豆蔻含胎正及瓜，风姿窈窕髻盘鸦。多情最是枝头鸟，劝我高桥去拣茶。”此时的高桥茶，注重产品质量，外销甚畅。

　　其实，清明前后的嫩茶，也有掺杂使假者。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在1917年4月11日所记日记中，即严厉斥责清明前后，长沙一些乡人在茶叶中掺杂使假的现象。他说：“前日(即1917年4月9日)往岳麓，在舟中闻人言：新柳叶，可搀入茶叶之中。言之甚易，若不知作伪为可耻之事者，此国民程度低劣之证。曾闻人言(中国)茶商之所以失利者，多因货劣而滞销之故; 而货之所以劣，不仅因做法不善，亦缘乡民担茶叶求售者已有搀杂，故茶质不良。欲振兴(中国)茶业，非彻底澄清不可;必须使山户群知：作伪但能获细微之赢，终将失永远之利，群相劝戒，不许搀和伪叶，斯亦小学进身时，不可不提倡者。”杨昌济先生日记所言，就是想要改造世道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