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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难改亦能改

      吴丽珊

      我是宁乡人。人们都说,宁乡人说不好普通话。也确实,我只要开口,就会暴露籍贯。

      当还是懵里懵懂的少年时,从未离开过小山村的我,来到了几百里外的师范学校。

      有一位老师总爱和我们学生打成一片,就餐时,喜欢到食堂和新生闲聊。有次,我正和同学们聊得起劲,他来了,笑眯眯地向我展开了一连串的追问:“你是哪里地?”“我是宁乡地。”“你是宁乡哪里地?”“我是宁乡……”

      同学们笑喷了。我不知就里,跟着傻笑。事后,向好友霞妹打听才得知,同学们是笑我每句话结束时那个打了着重号的“地”。原来,这位老师曾在宁乡插过队,了解我们口音的特点。听出我的口音后,爱开玩笑的他,就自然夸大了这个特点,导演了这出“小品”。浑然不知的我,非常给力地“配合”着,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应。

      坦诚地说,读师范前,我不认识汉语拼音,不会说普通话。在师范,才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我学得认真而艰难,效果却一般。

      毕业后,我回家乡当了一名老师。

      我立志,要让我的学生说好普通话。

      其时,我任教的是小学一年级。这是一群完全原生态的孩子,没上过幼儿园,没看过电视电影。语言的启蒙,全来自他们那世代禁足在乡村的父辈祖辈和乡邻,他们的乡音比我还地道。

      我用普通话上课,他们却一脸懵懂地看着我,不作任何反应。我急了,找来校长。校长站在教室后听了几句,说:“学生是听不懂普通话。”于是,后来的课堂上,我每说一句普通话,就用方言“翻译”一遍。我说:“这个字读什么呀?”然后我翻译:“咯咋字咦咯读?”我说:“今天的雨真大呀。”然后我翻译:“今日子的雨好大巴大噢。”没想到,这下学生兴奋了,欢喜不已,学得特别认真。

      一年后,我的一位同学来校当老师,她的普通话比我标准,还坚持每天训练。受她影响,我也跟着她学习。我俩相互鼓励,不亦乐乎,居然带动了学校普通话整体氛围的改观。

      但是,一与家长接触,我的普通话就败下阵来。当我用普通话想与他们交流时,他们如缩进壳里的乌龟,完全屏蔽你的信息。

      为了求得家长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只得在与他们打交道时,说地道的宁乡话,果然,很快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没事时,他们喜欢来学校问问孩子的情况,聊聊天说说闲话。我们也经常到学生家里去,联络感情,了解情况,家长们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即使花生还未成熟,也会毫不犹豫地扯来,炒给我们吃。离开时,还将那些没有吃完、乌黑油腻的花生,不由分说地往我们口袋里塞。

      春天的洄游鲫鱼,夏天的泥鳅,秋天的毛栗,冬天的腊八豆,常常堆到了办公桌上。家长们的菜园,任我们随时采摘。若是新鲜蔬果开园,必拉我们去尝鲜。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我一辈子的朋友。

      在这温柔的乡音乡情里,我那如逆水行舟般苦苦撑着的普通话,寸步难行。

      更要命的是,当我在普通话的世界里表达受阻,冥思苦想找不出合适词语时,家乡话“蹦”地冲了出来,为我解难救急。

      从此,我死死抓住普通话的那只手在慢慢放松,课堂上,常常飙出了家乡话。

      放纵,是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一旦撒下去,便会漫山遍野。我的家乡话,在家乡这片沃土上,强势地疯长,一寸寸赶走了我那根基并不牢固的普通话。

      好在我这人做事认真,明令禁止学生说家乡话,他们的普通话便一届比一届好。当然,我不能“贪天功劳归己有”,电视网络的一步步普及,年轻人不断走出乡村,家乡旅游的开发,乡镇企业的崛起,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宁乡人说不好普通话,早已成了老黄历。现在,不但年轻人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就是家乡那些两三岁的孩子,无论是与外人交流,还是同伴玩耍,操的都是标准普通话,甚至还不时飘出几个英文单词。

      乡音难改亦能改。闭塞的乡村,想凭一己之力改变乡音,常常事倍功半;社会开放后,不管愿不愿意,都得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生怕落伍。或许,到了“鬓毛衰”时再返家乡,真不会有人认得我这个“乡音无改”的老太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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