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秋光
重视史志编撰，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当今的方志部门，不只是编志修史，也还需要对于修编的史志成果进行转化，例如进行宣传普及，即将存史与大众知史明史，将资治、教化与吸纳民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以及构筑新型的地方人文精神结合起来。这是可以和应当开辟的一条政府史志部门工作职责延伸的新路径。
可喜的是，长沙市地方志办继2017年组织编写出版《长沙史话》、2018年组织编写出版《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长沙历史文化》之后，2021年下半年，推出了宣传普及性的地方志影像制品《志说长沙——星城古今纪事》总述古代篇(45分钟)。
该片以湖湘文化湖湘精神为“魂”贯穿其始终，宋代以前的湖湘文化承接更多的是忧国忧民的楚人情怀，而宋代以后倡扬的则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该片叙事的时间范围，从长沙的远古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内容选择上，包括最具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和最为突出的历史事件，通过人和事的叙述，展现了当时弘大的历史场景，给三千年的古代长沙历史勾勒出大致的轮廓。例如对长沙被称为“屈贾之乡”的由来，分别用叙事的手法，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屈原、西汉时期的贾谊在长沙的经历进行了精练的概括。屈原和贾谊同为流放到长沙的朝廷重臣，但是两个人流放的背景和性质则各有不同。屈原的流放是得不到楚怀王重用，贾谊的流放则因为汉文帝平衡朝廷政治格局之谋略。每一个故事虽只有三分钟的时长，但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编导在史料考证推敲上的良苦用心和功力。
同时，该片以长沙的几个考古遗址作为主要线索，重现了长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概貌。例如，商周时期的长沙就采用了“南中国青铜文化中心”宁乡炭河里国家遗址公园作为题材进行叙事，片中采用设悬疑的手法，叙述了宁乡炭河里青铜器来历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被周王朝迫害的商朝遗民一路南逃携带而来，另一种是南逃至宁乡炭河里的商朝遗民，带着北方中原地区青铜器制造技术与本地人共同铸造的。由此可见，本片编导在权衡两种可能性的同时并没有刻意肯定和否定哪一种可能性，而是巧妙地设置悬疑后，用专家的推断给了两种解释，给观众留下了思索的空间。而在现实中，迄今为止，宁乡炭河里考古遗址公园区域范围内，也没有发现铸造青铜器明显痕迹的遗址。这种手法恰恰是研究历史严谨求实的精神，同时也是修志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则之一。再如，唐朝长沙历史章节部分的叙事，该片选取了长沙望城区铜官窑考古遗址以及马楚王朝两个事例。铜官窑有“唐代外销第一窑”“千年前世界工厂”的称誉，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之一。马楚，是唐末五代十国时藩镇割据历史背景下特有的一个王朝，王都在长沙，维持了55年，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该片选取这两个题材进行叙事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有新意的。以此类推，一部长达45分钟重磅历史纪录片，通过对几大考古遗址和几个重大历史事件脉络的梳理。通篇采用了以“小故事”见大场景的巧妙手法，转场部分简明的文字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感，形象生动地呈现了长沙三千年历史轮廓，给观众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古代长沙印象。
由此可知，长沙地方志编纂室和长沙地方志学会的同志们为确保该制品精益求精，在探索如何描述好总述部分古代长沙上可谓呕心沥血、科学求证，与方志人实事求是、不拘一格、追求完美、甘于奉献的精神一脉相承。总之，《志说长沙——星城古今纪事》总述古代篇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尝试，长沙方志人把尘封在书斋里的方志系列丛书，进行了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利用现代媒体科技的手段，把历史故事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走出来，用这种活灵活现接地气的方式，展示于大庭广众之前，是十分难能可贵和值得点赞的。我期待《志说长沙——星城古今纪事》总述的近代篇、当代篇更加精彩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