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
由岳麓书社最新出版的《浏阳历史文化丛书》共七卷十册，其中《浏阳非遗》卷有上、下两册。上册为彭晓玲著，下册为胡晓江作。两晓既有分工，也有合作。
这是全书中较难写的两本。为什么难？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新的事业，从2002年算起，刚刚20年；新的事业本身还在探索过程中，现在要来概括这一工作、并写好这样一部书，当然有难度。二是这两本书涉及的读者面最广，他们对书的内容最为熟悉，也将接受最认真的挑剔。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是历史的、无形的、底层的、活态的文化，历史文献少、资料匮乏，比较难写。但它对浏阳历史文化的展示与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浏阳历史文化丛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历史文化之门，让我们能够走进、并亲近今天的新浏阳，特别是还存活在这方土地上、普通民众中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浏阳非遗》上下册林林总总记录了近百个非遗项目。过去，我对浏阳的非遗充满疑问，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它与这个地方不断涌现的杰出的人物有何关系？这些项目的形成与浏阳这方水土有何内在联系？
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它所生成的那片土地、那段历史密切相关，与那里生活着的人密切相关。
我读过《湖南通志》《长沙府志》《浏阳县志》，以及《浏阳移民史研究》才认识到，是由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和浏阳的特殊地理环境，使浏阳成为了一个移民大县。浏阳居万山之中，却当吴楚之交，是湘赣边界，有大道穿插山间。浏阳由此成了南征北战的通道与战场。每当战乱，原住民非逃即亡。每当战争平息，外来的移民像肌体换血一样、从四面八方迁入浏阳，带来了四面八方的乡音，也带来了四面八方的民间文化。至晚清，形成了“东乡出蛮绊，西乡出小旦，南乡出煤炭，北乡出书担”的地域文化。
浏阳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
《浏阳县志》说：浏阳“奥窟而孔多”：“奥窟”山间有隐秘的平地，“孔多”大道之中多关口。由于“奥窟”，促成了大窑、花炮的诞生；由于“孔多”，战争频繁，造成了武术的兴盛、骨伤科中医的发达。由于有浏阳河、南川、北川贯穿浏阳，因此与水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存在这块奇异的大地上。
同治《浏阳县志·卷八·风俗纪略》告诉我们：浏阳“东富西贫南清北浊”。那时，东乡地利已尽，经商者多，因此有些小富，这样与市场相关联的食品、手工技艺多出东乡。西乡相对贫困，卖艺者多，因此西乡戏剧、曲艺兴盛。但“能勤者贫亦富”，有矿产的南乡，有劳力也能致富。“有君子浊亦清”，北乡虽浊，但来往的路上，跟随着君子赶考、求学、教书的挑担书童多，浊中有清，因此“北乡出书担”。
这样，我们很容易理解到：浏阳市的近百个非遗项目，大多是自晚清以来，在浏阳这块土地上，在时空交汇的坐标中，普普通通的浏阳人劳累奔波的结果。浏阳的文物记录了千年的浏阳文史，浏阳的名人展示了浏阳英雄的神韵与辉煌，而《浏阳历史文化丛书·浏阳非遗》则记录、呈现了浏阳民间的历史文化，使浏阳文化更加完整、立体、温馨，更具光彩。
《浏阳非遗》上下册的书写，由两位作者承担，两册图书也各具风采。担纲上册的彭晓玲女士是我熟悉的女作家，她的文字细腻而具有灵性，阅读她的篇章亦有文化散文的风采，如身临其境，可感同身受。胡晓江先生是我未曾谋面的浏阳作家，报刊上偶然读过他的小品文章，感觉其文字朴实清新，一件小事经他娓娓道来，顿感神采飞扬。二位书写浏阳非遗，虽然各有难处，但终因他们既有神圣的使命感，也有认真踏实的文化精神，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也使《浏阳非遗》一书列于丛书之中别具特色。而赵爱兰、彭红霞等摄影家拍摄的原汁原味的配图，既构图精巧，又生动地记录了现场，更为《浏阳非遗》一书增添了历史厚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