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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非遗》解码浏阳历史文化

      孙文辉

      由岳麓书社最新出版的《浏阳历史文化丛书》共七卷十册,其中《浏阳非遗》卷有上、下两册。上册为彭晓玲著,下册为胡晓江作。两晓既有分工,也有合作。

      这是全书中较难写的两本。为什么难?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新的事业,从2002年算起,刚刚20年;新的事业本身还在探索过程中,现在要来概括这一工作、并写好这样一部书,当然有难度。二是这两本书涉及的读者面最广,他们对书的内容最为熟悉,也将接受最认真的挑剔。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是历史的、无形的、底层的、活态的文化,历史文献少、资料匮乏,比较难写。但它对浏阳历史文化的展示与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浏阳历史文化丛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历史文化之门,让我们能够走进、并亲近今天的新浏阳,特别是还存活在这方土地上、普通民众中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浏阳非遗》上下册林林总总记录了近百个非遗项目。过去,我对浏阳的非遗充满疑问,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它与这个地方不断涌现的杰出的人物有何关系?这些项目的形成与浏阳这方水土有何内在联系?

      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它所生成的那片土地、那段历史密切相关,与那里生活着的人密切相关。

      我读过《湖南通志》《长沙府志》《浏阳县志》,以及《浏阳移民史研究》才认识到,是由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和浏阳的特殊地理环境,使浏阳成为了一个移民大县。浏阳居万山之中,却当吴楚之交,是湘赣边界,有大道穿插山间。浏阳由此成了南征北战的通道与战场。每当战乱,原住民非逃即亡。每当战争平息,外来的移民像肌体换血一样、从四面八方迁入浏阳,带来了四面八方的乡音,也带来了四面八方的民间文化。至晚清,形成了“东乡出蛮绊,西乡出小旦,南乡出煤炭,北乡出书担”的地域文化。

      浏阳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

      《浏阳县志》说:浏阳“奥窟而孔多”:“奥窟”山间有隐秘的平地,“孔多”大道之中多关口。由于“奥窟”,促成了大窑、花炮的诞生;由于“孔多”,战争频繁,造成了武术的兴盛、骨伤科中医的发达。由于有浏阳河、南川、北川贯穿浏阳,因此与水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存在这块奇异的大地上。

      同治《浏阳县志·卷八·风俗纪略》告诉我们:浏阳“东富西贫南清北浊”。那时,东乡地利已尽,经商者多,因此有些小富,这样与市场相关联的食品、手工技艺多出东乡。西乡相对贫困,卖艺者多,因此西乡戏剧、曲艺兴盛。但“能勤者贫亦富”,有矿产的南乡,有劳力也能致富。“有君子浊亦清”,北乡虽浊,但来往的路上,跟随着君子赶考、求学、教书的挑担书童多,浊中有清,因此“北乡出书担”。

      这样,我们很容易理解到:浏阳市的近百个非遗项目,大多是自晚清以来,在浏阳这块土地上,在时空交汇的坐标中,普普通通的浏阳人劳累奔波的结果。浏阳的文物记录了千年的浏阳文史,浏阳的名人展示了浏阳英雄的神韵与辉煌,而《浏阳历史文化丛书·浏阳非遗》则记录、呈现了浏阳民间的历史文化,使浏阳文化更加完整、立体、温馨,更具光彩。

      《浏阳非遗》上下册的书写,由两位作者承担,两册图书也各具风采。担纲上册的彭晓玲女士是我熟悉的女作家,她的文字细腻而具有灵性,阅读她的篇章亦有文化散文的风采,如身临其境,可感同身受。胡晓江先生是我未曾谋面的浏阳作家,报刊上偶然读过他的小品文章,感觉其文字朴实清新,一件小事经他娓娓道来,顿感神采飞扬。二位书写浏阳非遗,虽然各有难处,但终因他们既有神圣的使命感,也有认真踏实的文化精神,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也使《浏阳非遗》一书列于丛书之中别具特色。而赵爱兰、彭红霞等摄影家拍摄的原汁原味的配图,既构图精巧,又生动地记录了现场,更为《浏阳非遗》一书增添了历史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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