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总督是清代地位显赫、治理责任最为重大的封疆大吏。至清乾隆朝，共设置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又在直隶和四川之外，每省设立巡抚一员。
清代晚期出现了所谓“湘人江督格局”，也就是从1860年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一直到1904年该职被北洋系的山东巡抚周馥署理，然后又由闽浙总督端方继任。这40多年时间里，两江总督任上的代表性官员，恰好是湖南籍。
新出版的《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一书中，青年历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晚清湘军史等课题研究者韩策谈到，其实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里（1830-1853），就已经涌现出了陶澍、李星沅等湘籍的两江总督，还有贺长龄、唐鉴、魏源等湘籍要人在江南各界发挥重要影响，所以已经出现东南地区“湘楚渐盛”的局面。
这其实是清代后期湖南学人致力于经世致用所结出的重要成果。陶澍担任江督接近十年，勤于政务，作风务实，这对于当时的湖南年轻学子形成了进一步的示范。两江总督辖内，涉及财赋、漕运、河工、海运以及相应的赈灾、农桑等很多工作以及洋务，同治、光绪年间还兼任南洋通商大臣，非实干者很难胜任。
1860年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其时先前陶澍等湘人任江督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再具备，曾从署理江督到实任，拖了两个多月，这显然与清廷当时面临英法联军进攻京津的压力、暂时无暇过多考虑其他政务有关，但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其实是咸丰帝及其核心军机官员对地方编练武装及其主持官员存在疑虑。
曾国藩的署理、实任江督，大批湘楚男儿投入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激战中，付出了大量牺牲，当然也确实在后来的战役中获得了可观的战利品。但更重要的是，以治学修身为核心要务的曾国藩，借助江督之职，更加积极地带动湘学的广泛传播。当时，朝野皆盛传“近来朝政用贤，多取楚材”的说法。
尽管曾国藩之后，一直到1904年，这期间也有非湘籍的官员出任江督，但湘籍的江督显然更具知名度，还有曾国荃、左宗棠、刘坤一。清廷之后为了遏制其个人的影响力，使之从江督一职，调任到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这几位湘籍江督，都成了我国东南地区19世纪后期洋务建设的鼎力推动者。
“湘人江督格局”作为一种习惯性的机制安排，在20世纪初被最终放弃。其实源于甲午中日战争大大削弱了李鸿章等重臣领导的淮军系，而受益于洋务运动期间引入外国科学、军事科技的清朝亲贵少壮派，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清廷其实也迎来增强政治声望的黄金时期，也就是加紧对于淮军系、湘军系等省份特征明显的官员派系加大了压力，军权被很大程度上收归于前面提到的亲贵少壮派。再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天津小站等地练兵的袁世凯，本身就为直属清廷编练了体系化的新式军队，无论是淮军还是湘军，被整体、延续保留或者倚重的可能性就变得很低了。
《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比较系统、清楚地解析了湘籍士人、官员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着重剖析了清廷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抓住机会来分化地方军功武人集团，试图重塑朝廷权威的成败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