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朱惠芳 朱孝波
湖南汝城是共产党和红军活动历史较多的一个县，为湖南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34年10月29日～11月13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8.6万大军过境汝城，经过18个乡墟205个村，先后在汝城热水墟、三江口八丘田、大坪城溪、厚溪、小垣大山、延寿墟、文明司等地设立红军总部，在文明司的沙洲、秀水、韩田等地设立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卫戍司令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等机构。红军由弱到强，由生存到发展，胜利突破了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第二、三道封锁线，在汝城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财富，尤其是军爱民、民拥军成为汝城老区、苏区人民的传家宝。
一、军民团结，是构筑钢铁长城的特殊材料
1934年11月7日，朱德、毛泽东在汝城联名发布了《出路在哪里？》的文告，向红军官兵、沿途群众及白军士兵指明共产党、苏维埃政权的宗旨、政策和目标。明确指出工农大众的“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齐心，要团结，拥护红军，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朱毛文告一发出，一宣传，立即得到了长征沿途千千万万百姓的热情响应。
11月9-13日，中央红军在汝城文明司作短暂休整，红军卫生部驻沙洲村。3位女红军和徐解秀一块睡在一张床上，4个人盖着一块烂棉絮和一条红军的被子。第二天下午3点多，3位女红军临别时，把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徐解秀。徐说什么也不肯收。女红军对她说：“红军同其他军队都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敌人就搜家。女红军剪下的那半条被子被敌搜走，当众烧了，还强拉踢打让徐解秀跪在祠堂里大半天。
1984年11月6日，徐解秀对前来采访她的《经济日报》社记者罗开富说：“你们说，一条被子能把半条给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我丈夫送她们上山时，她们还在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说不定还送来垫的呢。’什么叫红军？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给穷苦人半条的人。”
徐解秀的心声也正是人民群众对红军，对共产党宗旨的最完美的诠释、最实际的理解、最热烈的宣传，反映出红军与人民、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军政一致、军民一致，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军政军民关系不断巩固发展。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成功经验，探索新时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既是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的历史责任，也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和凝聚广大军民，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继续奋斗的现实必需。
二、军民团结，是打赢现代战争的秘密武器
红军过境汝城期间，汝城人民在人财物上给予了大力支援。沿途群众数万人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为红军作向导、当挑夫、借宿、筹粮、砻米、做饭、寻找食品和药物、医治伤病员等等。
这里讲两个故事。一个是红军借据。1934年11月上旬，红三军团经过延寿瑶族乡官亨村时，粮食极为困难，红军官兵几天没吃饭了。村民胡四德知情后，发动全村老少为红军筹粮筹物。仅仅2天，才百余人的小村庄就为红军筹集稻谷105担（每担100斤）、生猪3头503斤、鸡12只42斤。军团司务长叶祖令因当时确实无钱兑付，只好立下了借据。好在瑶民鼎力帮助，使红军度过了难关。而后借物立据人叶祖令在贵州石阡牺牲。1997年该借据被发现，人民政府履行承诺兑现借据。
另一个是红军册子。故事也发生在文明乡沙洲村。当时，由于受地主豪绅反面宣传影响，不少群众东躲西藏，不敢回家。夜深了，村民朱性田、罗旺娣夫妇悄悄回来探视情况，发现红军都住在屋檐下、祠堂里，又冷又饿。有一个女红军左腿受了伤，医生正在给她包扎。这时罗旺娣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连忙叫这位女红军和躺在门口的红军都进屋来，自己赶紧烧水、做饭，热情招呼。有位军医求她帮忙，为一位腿伤得厉害的女红军找点药。罗旺娣小时候跟着父亲学得一手治疗外伤的医术，便很内行地查看了女红军腿上的伤口，只见伤口已化脓，大面积表皮坏死，再不治就会危及生命。这位女红军贴了一剂药，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过几天就可走路了。
眼看着大部队出发，这位女红军非常急着。罗旺娣劝她再住几天，女红军还是决定随大部队一起走。罗旺娣反复叮嘱她注意防止伤口感染，并随手将一包加工好的药剂塞给她备用。女红军感激不已，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册子，动情地说：“大姐，你真是好人，这本册子你留着，保存好，将来红军胜利了，对你有用的。”
原来，这是一本“1934年8月1日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政治部印”的册子，汇集有《指导员》、《政治委员》、《政治部》、《政治工作参考材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案》、《总政治部关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等文献资料。
红军离开沙洲后，罗旺娣怕国民党军报复，就用红布把这本册子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卧房楼上门楣头一块青砖的空隙里，外面加以伪装，谁也看不出来。夫妇两一起发誓：不许向外人透露半点风声；不许卖书换钱财；要保管好代代相传。就这样，一本红军册子，祖孙三代恪守诺言，至今珍藏了80多年之久！
红军用一本册子回报百姓一包草药，两者普普通通。但一包草药却挽救了一条生命，还军人重上战场的使命，为红军增添一份革命力量，使整个红军队伍激发战斗热情；而一本红军大学册子，对一字不识的罗旺娣来说，是毫无作用的；但对追求光明、期盼解放的人民群众，每当遇到困难，遭遇强敌，就会想起红军送的册子。这册子寄托了一种希望，埋下了革命的火种，蕴藏着战斗的力量。罗旺娣家把红军册子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承，他们守着的是一种精神境界，护着的是一种道德情操，传承的是一种伟大理想。
也正是在千千万万群众的大力援助下，红军在汝城、仁化，宜章、乐昌一带，先后取得了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的重大胜利。11月11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嘉奖红三军团：“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郴（县）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正是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激励下，我军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三、军民团结，是共创和谐社会的尚方宝剑
陈云1935年在《随军西行见闻录》（《红军杂志》1985年第1期）中生动记述：湘南一带“为昔年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夫子云：‘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五年受李区长压迫的30余家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30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20余里之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前日上午12点钟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20余支。现在这30余家有51个人都当红军了’。他又继续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夫，每两天工钱就1元，而且先付10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近两天即有88个人去当挑夫了。’”
陈云这段回忆，反映了红军与人民群众和谐相处，也再次印证了军民关系融洽，互相依靠，互为知己，才能成为战胜敌人。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组织重组，经济成分和利益呈多元化，传统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军政军民关系主体的社会成分呈现多样性，军地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有了各自的具体利益需求。因此，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军政军民关系拓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军政军民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每个组织、每个阶层、每个成员都应作为主体参与和适应这种关系。
首先，顺应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运用经济手段处理利益问题，这是协调军政军民关系的必要途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手段越来越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坚持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军政军民关系成为现实必要。要加强政策调控，创新活动载体、加大宣传引导，努力形成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各阶层、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广泛参与的军政军民关系发展模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课题。
其次，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坚持好党委议军、现场办公、军事日、重要信息互相通报等机制。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实行“四统一、五带头、三到位”：把双拥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统一研究；纳入目标管理，统一考核；纳入重点督办范围，统一督查；双拥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统一划拨。各级党政军领导，自觉带头接受双拥教育，带头参加双拥活动，带头执行双拥政策，带头协调军政军民关系，带头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真正做到领导动员到位，工作责任到位，各项措施到位。切实增强为部队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与部队的联系、沟通，全力为部队搞好服务，做好保障，军地同心携手共进，不断巩固和发展新型军政军民关系，谱写“军地共建，共创和谐”的新篇章。
第三，要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重点工程建设、护林防火、抢险救灾、处突维稳、扶贫济困、乡村振兴等方面，冲锋陷阵，连续作战，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充分发挥突击队、生力军的作用。不断激发官兵学人民、爱人民、为人民的政治热情，积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汝城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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