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
凌晨五点多，咳嗽声便从巷尾漫过来，像把钝刀划开雾气的绸布。张婶总比路灯醒得早，我趴在窗户上，看着张婶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扫帚柄拖在地上，像古钟垂落的摆锤。她照例在梧桐树下停下，从包里掏出搪瓷缸，把缸里的茶喝了个底朝天——这是雷打不动的开场。我疑心张婶的脊背是铁打的，似一株移动的树桩，每天五点半，准时站在同一个地方。
母亲说我捣蛋，尽说些胡话。
有段时间，我晚上时常睡不着。寂静的夜里，咳嗽声显得格外清晰。我走到窗前，看到昏黄光晕里的她。喝完茶的她，似乎突然就有了精神，咳嗽也少了些。她抡起扫把，身影在昏暗中显得单薄而又坚韧，扫帚与地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竟也成了一曲悠长的旋律。
我趴在窗台上静静地看着，心里有些莫名的酸涩，于是一连看了好些天。后来出去买菜，我会特意绕到巷口看她。
一来二去，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望着我远远过去，就扯着嗓门叫:“丫头，又来瞧张婶扫地啊？”声音爽朗，带着几分亲切和欢喜。我总是笑着应答，心里暖洋洋的。她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计，边扫边和我聊上几句家常。我也乐意和她分享些趣事，等待着她笑。
母亲也知道她，总说她过得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女儿，自己身体也不好，够乐观的。母亲还说，张婶的女儿很争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即便生活再艰难，看到女儿的笑容，她也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春分时节的杨絮最缠人，迷得人睁不开眼。张婶喜欢把旧纱巾对角折成三角罩住口鼻，仅仅露出眉眼。有回刮大风，我帮她追被吹跑的纱巾，发现纱巾角用黄丝线绣着朵已经凋谢的玉兰。“以前在厂里学的。”她捏着纱巾笑，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柏油，“后来机器绣花一车车往外拉，我们这些绣娘就散了。”说罢，她将纱巾重新系好，弯腰去扫粘在砖缝里的杨花。
原来，张婶心里仍然装着美好和梦想。
她脚上的布鞋也是自己做的。环卫所配发的胶鞋不跟脚，她便自己纳千层底。中午歇脚时常见她坐在台阶上纳鞋底，针线筐里堆着五颜六色的碎布头。鞋底上红蓝线拼的八角星特别显眼。看到我奇怪，她拿给我看：“老家说这种花样辟邪，我特意做着等闺女高考那天穿的。”
后来我发现，除了扫地，她也时常在街头巷尾穿梭。她总把别人扔掉的矿泉水瓶捏扁了收进蛇皮袋，有时还会从垃圾桶里捡出一些能卖的废品。修滨河大道那年，工程队废弃的钢筋边角常扎破车胎。张婶不知从哪捡来半截磁铁，绑在竹竿上成了寻铁器，没事就推着破推车到处转。
有回捡到个雕花铁盒，里头竟有对金耳环。她守在原地等到日头西斜，终于有个穿皮草的女人来找。“还以为要讹钱呢。”事后她比画着，学那妇人捂紧手包的样子，眼角的皱纹堆成菊花，“后来人家硬要塞给我两包好烟，我给闺女换复习资料去了。”
那之后，我将一些纸箱、报纸什么的帮张婶留着，等她扫得差不多了就给她送过去。有时我唤她到家里歇会，她便会局促起来，怎么也不肯进屋。
一天，突然下暴雨。我见她怀里紧紧抱着纸箱，蜷缩在报亭下，便停下车过去递伞。走近一看，三只奶猫在旧毛衣里拱动。她头也没抬，正将馒头掰碎喂猫。“不知谁这么没良心，也是三条生命，就这么扔掉。”她突然说。“这雨让我想起1998年发大水。”她突然又说。后来听街坊说，那年她丈夫在外地打工，为救一孩子被洪水卷走了。每逢初一十五，她都会去河边小庙供盏小油灯。
张婶就住在拐弯处，一个窄窄的巷子内。那以后，她常邀我去她家坐。我有时也会送点书和练习本过去。若正好是饭点，也随她们一块吃，似乎这样她更高兴。吃完饭，她翻相册给我看，缺角的照片里有扎辫子的姑娘在绣花，穿白衬衫的新娘子低着眼笑，还有张娃娃照背后写着“小满百天”……她说那些都是她的宝贝。
暑假的一天，我在屋里看书，孩儿把张婶领进来。原来她女儿考上省城最好的大学，她是报喜来的。走时，她将一双鞋递给我，鞋底上有红蓝线拼的八角星。
街坊们凑钱想帮她，她却摆摆手，从裤腰暗袋掏出裹了三层塑料袋的存折。“这些年扫街，捡废品，够的。”存折边角浸着汗渍，她笑得坦然，皱纹在脸上舒展开来。那天她扫完街道，倚着扫帚看女儿坐进大巴车，车尾的红灯在雨雾里渐渐洇开，像颗化了的山楂糖。
后来因为要建新街道，她住的那一段要拆迁。拆迁告示贴满墙头时，街坊们围着拆迁办吵嚷，张婶却还是一丝不苟、不声不响地干着她的事。一天，我从小巷过，看到她正蹲在地上通下水道。腐叶烂果堵了篦子，她直接伸手去掏，小指上的顶针在污水里泛着微光。
“修路是好事，也都为我们安排好了，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闹的。”她看到我，突然站了起来，仔细看着我的脸，她的话说得很肯定。
推土机开来那天，张婶扫地的沙沙声，还和过去每一个清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