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施宇
◆2001年出生，有作品刊于本报和《创作》等。
从长牙开始，我就在吃豆子。
新鲜黄豆泡一整夜后，外公将之磨成浆液，沸水煮开，揭起表面浮起的油皮，晾在棉绳上，剩下的豆浆撒上白糖，足以替代牛奶。我猫在树荫里喝豆浆，问外公晾的是什么，外公说这是腐竹，只有大人才能吃。我问外公：“为什么小人不能吃？”他试探着腐竹的硬度，告诉我，“小人”的牙不够多，也不够坚硬。
长牙的速度由不得我，但我可以把它们磨得足够锋利，厨房里就有能拿来磨牙的工具。那是一整罐黑豆豉，我偷偷试过，看起来像电视里说的羊粪蛋，黑突突的，有些硬，尝起来却又香又糯，如果再泡一点辣椒水或者酱油，更能激发藏在豆类基因里的风味。
当年的我对“风味”一无所知，只沉浸在来日啃食腐竹的幻想里，一连三天，趁外公外出扮禾、浇菜，我都站在板凳上，从罐子里抓出豆豉，学着《水浒传》里鲁智深的气势，狠狠地塞进嘴里。终于有一天，外公抓到了我偷吃豆豉的现行。听了我的解释，他哭笑不得，指着桌上的另一个罐子，说豆豉要用来炒菜，有更适合磨牙的东西。
望城人的厨房总放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罐子，多是棕灰色的陶罐，摆在阴凉的角落，另有几个铁罐放茶叶。外公从茶叶堆里拿出一个，晃动时传出咚咚的闷响，是干黑豆，他用柴火炒香，豆子本身最原始也最浓郁的油润因高温而爆发。明明黑豆比豆豉更其貌不扬，每颗都有裂开的纹路，我还是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外公做主，我换成干黑豆磨牙，睡前光明正大地来几颗，嘎巴一声咬碎，豆渣顺着喉头滑进肠胃，留下口腔里的香，难以言喻，常常在梦里也能使我分泌口水。
那时我隐隐发现，外公爱喝豆子泡的茶。三四月交替的清晨，他早早戴上竹编斗笠，淋着蒙蒙细雨上山，中午再带着满背篓嫩生生的茶叶回家。茶叶炒制成功，定要立刻煎上第一泡，滚沸的茶水中加入姜汁和盐，最后丢进白芝麻和干黄豆，豆子芝麻茶便成了。黄豆可以换成其他豆子，外公就用黑豆来款待贵客，若有芝麻而无豆，就不能称之为豆子芝麻茶，而要称为姜盐茶。
外公说，他第一次喝是他爷爷泡的，那时的食盐不够纯，构成了非常粗糙和复杂，刻进人基因深处的味道。他不爱笑，说这话难得地笑出了皱纹。我还小，不能喝茶，无法体会和理解，只认为他心情好，又问外公：“我吃了黑豆，贵客怎么办呢？”他要给我梳头发，虽然我的头发不长，他还是一丝不苟地一寸寸梳整齐，说如果我实在不好意思，就帮他打下手，做腐乳。腐乳也是豆子做的，需要先把豆子点成老豆腐，再经自然发酵。
外公对腐乳很有坚持，不吃白腐乳，不吃油重的，追求香辣，却不吃太辣的。有些地方习惯在腌料中放生姜，外公对此嗤之以鼻，他让我把白酒撒在豆腐上，自己像搓洗黄瓜一样将辣椒粉和食盐揉在豆腐表面，再放进陶罐，等待几十分钟，最后封入豆油。
发酵需要时间催化，人力不可干涉，用外公的说法，腐乳就是因时间这一不可抗力而变得珍贵的。可时间过得太慢了，等待的日子里，外公做了锅黄豆炖猪蹄。豆子彻夜浸泡，再和猪蹄入锅，不用额外调料，一点黄酒和辣子，出锅后的豆子软烂，稍微戳成糊状，浸润其中的猪蹄荤香便显露无遗，豆香并未受其影响，两者几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现在想来，我对这顿饭的记忆并不深刻，只记得我没等到腐乳揭盖，更没等到能吃腐竹的那天。父母开车接我到市里，我该上幼儿园了。贴在车门边坐着，我看到车厢塞得鼓鼓囊囊，有熟悉的罐子和坛子，有用红色塑料袋装着的腐竹，都剪成一片片，方方正正的。外公就站在车窗外，弯着腰，笑着目送我茫然无措地前行。
似乎只要上了车，连时间都走得比以往更快。我消耗着孩童的精力和营养，消耗着外公的豆制品。眨眼的工夫，我已经从一颗初生的豆子长成豆芽，外公却因病成了枯黄干瘪的豆荚，我再没见过他的豆子。
如今他已离世十余年了。
他离开后，我才发觉自己翻录了有关豆子的所有画面，精确到按帧来计算，万一某天淡忘了，路过卖豆制品的地方，头脑也会自动补帧。
我决心按那些画面复刻出外公的豆子。起初是最简单的干黑豆，后来磨豆浆、揭腐竹，最后终于敢尝试腌腐乳。当这一切结束，依然不够，还差一杯豆子芝麻茶，可家里的豆子因我的屡屡失败而挥霍干净，我最多做出一杯姜盐茶。
豆子买回家的瞬间，袋子突然断裂，所有黄的黑的豆子倾泻而出，在地面上有节奏地弹跳，噼啪作响，像窗外突然降下的雨水。我弓下身子，一寸寸摩挲，像拥抱似的把它们收拢进怀里，当我双手错开，它们失去束缚，又再度滚入低处，屋内和窗外的雨声渐渐重叠，与我的心跳构成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