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道光二十年（1840）初冬，曾国藩自承“心甚不收”，只因他阅读了魔幻世情小说《绿野仙踪》。清代文人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不是一般的闲书，郑振铎的评语可谓挠中痒处，“《绿野仙踪》写得最好的一段，也是许多‘妓院文学’中写得最好的一段”。这下，读者就不难明白了，为何曾国藩年轻时阅读此书会“心甚不收”，当年他的修身功夫尚处于发轫阶段。
有一回，幕僚赵烈文去曾国藩内室聊天，在几案上的书堆中瞧见坊本《红楼梦》，吃惊之余，他调侃道：“督署亦有私盐耶？”清朝规定食盐为官产官卖之物，禁止商人走私。《红楼梦》被官方定性为禁书，犹如私盐，不在公开许可之列，曾国藩却有兴趣翻阅，由此可见他并不是老古板。其实，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1860）冬就接触了《红楼梦》，“树堂因时事日非，愤闷异常，阅看《红楼梦》。余亦阅之”。曾国藩的日记告诉我们：何以解愤？何以解闷？唯有“红楼”，他的好友冯树堂这样做，他有样学样。同治五年（1866）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旋看《红楼梦》三卷”，可见上次没看完，意犹未尽。翌日，“阅《红楼梦》二卷”。此后，便是阅小说若干页或阅小说一卷，多日如此，不知是不是《红楼梦》。倘若朝廷中那些磨牙吮血的御史知道曾国藩在剿捻期间仍不乏兴头阅读《红楼梦》，其战绩惨淡就更没办法交代了。及至赵烈文在两江总督署内“查抄私盐”，曾国藩应该早已读完了《红楼梦》。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对《水浒传》的兴趣不亚于《红楼梦》。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底，他开始阅读这部小说，十二月初七日读毕此书，可惜的是，他在日记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评点。绿林好汉是曾国藩心目中必须锄除的豪强，从他历来主张解散降兵、杀害降将的表现来看，其兴趣点很可能并非招安。
有趣的是，对《红楼梦》《水浒传》批判得最狠的不是别人，正是曾国藩的莫逆之交胡林翼。咸丰十年（1860），他致书下属严树森：“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看样子，不禁不走，越禁越走，这两部小说在清朝影响面如此之宽，对民间和官场的腐蚀度如此之烈，确实出人意料。
同治七年（1868）闰四月，曾国藩为了“散闷”，还读过《儒林外史》。难能可贵的是，这回他留下了重要评点：“是书极诋士人多穿窬之行，丑态百出，览之足以解颐，亦用自儆。”《儒林外史》对儒林中的败类、丑类、马屁精、害人精、糊涂虫、可怜虫、吝啬鬼、伪君子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曾国藩读后并未产生抵触感，倒是认为它“足以解颐，亦用自儆”。由此可见，曾国藩心里对当时的儒林也是偏向于负评和差评的。除此之外，曾国藩读过的笔记小说，见诸日记的，还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他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事事棘手，日日焦灼，稍有闲暇，“仅阅笔记小说，而此心实未半刻恬愉也”，痛失大半视力和幽默感的日子绝对是他最糟心的日子。同治十年（1871）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向胞弟国潢、国荃推荐此书：“《阅微草堂笔记》系纪文达公所著，多言狐鬼及因果报因之事。长沙如有可买，弟亦可常常阅之。”兄弟年纪大了，读圣贤书已兴趣索然，读点谈狐说鬼的趣味小说更能颐养天年。
曾国藩喜欢博览群书，即使羽檄交驰、身处危苦之境，仍偷闲亲炙经史子集，偶尔读点小说解闷，也算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吧，旁人没必要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