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沃若
2019年春节刚过，已从长沙市委副秘书长岗位退休多年的易凤葵找到我说，邀你一起写叔衡传好吗？当然好！我早知道了何叔衡的身世、奋斗经过和惨烈牺牲结局，领悟了他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人性光辉，也遗憾这样一位伟大先驱居然没有一本传记。在修县志的过程中，我曾与亦师亦友的萧重周探讨过，他说何叔衡1935年就牺牲了，资料太少，艰苦的战争年代能够保存下来的资料就更少了。现在有一些老革命家的传记在出版，有的是其部下在活动，有的是其子孙在张罗，有的特别有贡献和地位名望的则由权威部门作为任务下达，在这三个方面何叔衡都不具备优势。但是宁乡有一个你认识的易凤葵，这个人执着，有情怀，从上世纪八零年代起就一直关注和搜集何叔衡的资料，估计总有一天他会把传记写出来，可能会要到他退休以后。
果不其然，建党一百周年前夕，易凤葵着手做这件大事了，找上了我这个曾经的助手。老易的资料确实很齐，绝大部分都是一手资料，相当扎实，仅举一例，何叔衡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径村的牺牲地，他就去实地考察了三次。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们完成了《何叔衡传》的写作。其间，潇湘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传》，知道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找到老易将我们的《何叔衡传》（出版时改名《一大代表何叔衡》）作为脚本，经再创作后在2021年7月1日前出品播发。
这一过程，我们很有欣慰感和成就感，同时也在新的层次上想清了两个问题：何老夫子一介清末秀才为什么会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为什么湖南的革命先驱和领袖特别多？
这里不妨简单回顾几段历史。
1876年，也就是何叔衡诞生的那年，湘军首领左宗棠临危受命出征收复新疆。他让士兵为他抬着棺材走在前面，表达誓死抗击沙俄的决心和湖湘子弟忠勇赴死的精神。
在何叔衡读私塾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正处在几千年历史最腐败、最窳弱、最黑暗的时期。1901年2月，八国联军居然在紫禁城内操练队伍了。他逐步看清了清王朝昏庸腐败、丧权辱国的本质，产生了强烈的救亡图强思想。他当塾师后给学生上课，已经不是只讲四书五经，而是把知识与社会和时局联系起来。
20世纪10年代，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们意识到这场革命的意义，并在湖南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这时马克思主义已传入中国，他们认识到主义与民众结合的力量。
“马日事变”后，人们纷纷逃离长沙，何叔衡却临危不惧逆行长沙；在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支持下，他大无畏举起了反腐败的大旗；在游击区，面对敌人的包围，他视死如归，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人都能碰出火花来的。我们有必要从湖湘文化对何叔衡的影响中找到一些“火种”。以周敦颐、胡安国、王夫之、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奠定了中国人-湖南人文化自信的根基。甲午战争以后，湖南士子很有一种“救中国自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概。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文号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湖南人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的特性。湖湘文化这一脉相承的忧国忧民、敢为人先的精神，以及“康济时艰”“致知力行”的治学宗旨，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英杰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何叔衡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接受了马列主义，作为这一方土壤孕育的革命志士，他跳出了民不畏死的血性圈圈，迈出了追求真理践行主义救国救民的步伐。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的伟大觉醒。他作为清末山村秀才，终能抱定舍身殉国、薪尽火传的决心，走上自己的终生信仰之途。
简言之，何叔衡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完美结合，揭示了湖湘文化承接革命理论的先天基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深植于古老中国的扎实根基。他身后的那些湖湘先驱、烈士、英雄，何尝与他走的不是同一道路？这正是湖南的革命先驱和领袖特别多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来写何叔衡，除了赓续这一脉相承的传统和精神，除了履行宁乡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还有一些现实的需要，我们希望当代仍有“一饭未尝忘君（国）”的忠诚之士，我们希望后继有人，故写此书，为呼唤初心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