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 周子豪
梭镖，这一古老兵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梭镖在农民运动中的关键作用，称其为新起的、令土豪劣绅胆寒的武装力量。这件20世纪20年代的铁器，不仅是战斗的武器，更是革命精神的象征。
梭镖的发明可追溯到原始社会，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它从兽骨制作演变为金属制作。这种“单尖两刃刀”可插在长柄上作为长兵器使用，也可单独作为投掷武器，甚至被装饰在军旗顶端。
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梭镖成为了贫苦农民的亲密战友，是他们冲破剥削与压迫、展现革命决心的有力工具，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的潘心元，在给中共中央汇报秋收起义始末中写道，在起义前夕，有农民跑到团总的家中通告：“我们的梭镖是有数目的，请你好好保存，我们又要办自卫军了。”竟吓得那团总不敢做声。
1927年，中央农委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应使每一个农民协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镖、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而据秋收起义时任中共湘潭县委委员的陈永清回忆：“我们打团防局，也没有缴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枪，只有涂正楚有一支左轮手枪，其余都是梭镖”，由此对梭镖在暴动中的地位足以窥见一二。
不仅如此，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还涌现了许多关于梭镖的英雄往事。如年方17岁的杨得志在初入工农革命军时，用一枝锈迹斑斑的梭镖，趁着夜色缴获敌军杂牌步枪，并从班长处换来“汉阳造”，传下了梭镖换“汉阳造”的佳话；又如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领导弋横起义时，仅用名义上的五支纵队，实际上只有两支枪和部分梭镖，就攻下了敌人扎堆的弋阳城，点燃了赣东北地区的点点星火。
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革命者们不得不依靠这种古老的武器来与敌人抗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征途中的苦难和坚韧。他们拿起梭镖，不仅是因为其制作工艺成熟简易、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补充军备，更是因为它符合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和灵活多变的运动战术。在物资匮乏、敌人围追堵截的艰苦环境中，梭镖成为了他们与敌人斗争的重要工具。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就提出“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的经济问题，连日常用品都难以保证，更罔论军械这种对生产水平要求较高的军需品了。伴随着经济封锁的，是反动当局疯狂的军事围剿。在农村根据地物资匮乏、外有敌人围追堵截的局面下，为了不至于赤手空拳，利用梭镖这种古已有之的“土法子”与敌人周旋，以保留革命火种，实属无奈之举,也可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征途中苦难的缩影。
不过，梭镖的谢幕却要比想象中晚。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梭镖都在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发挥余热。比如让日寇深为忌惮的386旅在神头岭伏击战中，就手持梭镖制成的红缨枪与敌人进行白刃战，最终以我方伤亡24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军1500余人。当然，能够在抗日战争中追寻到梭镖的踪迹，是由于党刚刚经历了长征的淬炼，稍显疲敝，同时在根据地又新吸收了一批八路军、新四军，暂时无法自给自足的缘故。战略相持阶段伊始，党中央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再加上在历次战斗中不断收缴枪支弹药，梭镖才逐步边缘化。1944年，虽然还可以在诸如《解放日报》的社论中捕捉到梭镖的踪影，但这已只是在小范围内供民兵与游击队使用。到了解放战争，中共武装得到进一步改善，伴随了中国革命二十余年的梭镖就这样淡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那些锈迹斑斑的梭镖时，仍然能感受到它们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意义。它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艰难到胜利的历程，是革命先辈们英勇斗争、不畏强敌的象征。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将梭镖所代表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几十年沧桑巨变换了人间，但梭镖所代表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永远不会过时。正如毛泽东当年所题春联所言：“大刀梭镖，铲除旧世界；斧头镰刀，开创新乾坤。”（作者单位系湘潭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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