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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抗战 悲壮史诗

  •   长沙会战中,我军坚守岳麓山阵地。   长沙会战中,我军坚守岳麓山阵地。
  •   抗战初期,民众踊跃捐献抗日物资。   抗战初期,民众踊跃捐献抗日物资。
  •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俘虏日军士兵。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俘虏日军士兵。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版的抗日书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版的抗日书刊。
  •   长沙岳麓山,抗战时期的炮兵阵地遗址。   长沙岳麓山,抗战时期的炮兵阵地遗址。
  •   影珠山抗战遗址公园里,绵延的战壕沿着山脊铺开,见证着当年抗战的历史。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易亿 摄   影珠山抗战遗址公园里,绵延的战壕沿着山脊铺开,见证着当年抗战的历史。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易亿 摄

      有些胜利需要用纪念来铭记,有些记忆需要用重复来强化。

      抗战期间,不屈的中国军民在长沙这片土地上,写就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英勇抗日的悲壮史诗。回顾长沙抗战,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血性及凝聚力的回溯,更是对所有牺牲湖湘子弟的集体告慰。

      烽火初燃 长沙的抗日怒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侵华。消息传到长沙,一系列抗日救国团体迅速成立,其中湖南青年反日铁血救国团(简称“铁血团”)尤为突出。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铁血团开赴上海前线修筑工事,成为长沙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

      受抗日救国团体的影响,长沙各界群众纷纷上街游行示威。他们进行抗日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慰问抗日军队、组建医疗救护队、对日经济绝交、募捐抗日物资。长沙人民的抗日怒潮唤醒了民族意识,推进了全民抗日运动的高涨。

      抗战伊始,长沙也成为抗战后方的重要阵地,救亡社团、救亡报刊、救亡活动层出不穷。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闻一多、徐悲鸿等文化界领袖转移至长沙,组成“文化抗战先锋队”;田汉、沈从文、周立波等本土文化名人返湘,在长沙共同投身救亡运动;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也来到长沙,参与抗战宣传。当时长沙的文化人才密度达全国之最,超千名文化工作者以笔为戈,掀起了“抗战文化黄金时代”。

      文夕大火前,长沙城内拥有300多个剧团和歌咏队,6000多名音乐人。抗日主题的游行歌咏、街头歌咏、电台播唱、团体合唱等层出不穷。高峰时,每天有2000多人进行抗日救亡主题的演唱或戏剧表演。抗日街头诗、宣传画、漫画、壁画、展览等遍及长沙城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氛围。

      同时,长沙的抗日救亡报刊也非常多,时有“报刊世界”之称。自1938年初起,长沙城内先后创办了《湘流》《前进》《前哨》等31种报刊。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至长沙,大量文化名人和抗战文化资源汇聚,长沙抗战文化达到繁荣顶点,被誉为“抗战文化城”。

      武汉失守后,随着日军进逼,蒋介石作出“焦土抗战”、放弃并焚毁长沙的决定,导致文夕大火。这场大火导致3000多人直接葬身火海,还有部分民众在逃亡过程中因挤压、踩踏或溺江而亡,全城80%的房屋被烧毁。

      长沙城变成废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灾后救济工作迅速展开。周恩来等人组织“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并日夜兼程赶回长沙,主持救灾工作。他还起草了《告长沙同胞书》,严厉指责放火者罪行,倡议稳定后方、支援前线、继续合作、坚持抗战。这些举措对稳定长沙军民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沙会战 血肉铸就的“中南铁壁”

      1939年至1944年,日本侵华部队发动了四次以长沙为中心的大规模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广大将士在长沙与日军进行了四次大规模会战。前三次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0余万人,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改变了中国在日军疯狂进攻前不堪一击的积弱之相,铸就了“中国军队首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铁血传奇。

      1939年9月,日军为巩固武汉占领区,消灭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主力,由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4个师、2个支队及海军、航空兵各一部,共10万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法,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司令长官为陈诚)指挥15个军、1个挺进军,24万余人,准备利用山岳江河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以逐次抗击、侧击战法,消耗日军,以期后退决战,争取外翼,引诱敌至长沙附近包围歼灭。

      集结于岳阳地区的日军第6师团与奈良支队9月18日向新墙河北岸发起进攻,守军第52军奋力抗击,反复争夺。日军突破汨罗江后,屡遭阻击,伤亡惨重,进展困难,且战线拉长,后方交通也被湘北军民切断。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途中又遭到中国军队伏击。4日,中国军队投入追歼逃敌、收复失地的战斗。第九战区令第52军、第37军、第4军等部实施正面追击和侧后围堵。8日,完全恢复新墙河原有阵地。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中国军队成功粉碎了日军试图围歼第九战区主力的战略目标,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提振了士气,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1941年9月,日军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威胁,企图在汨罗江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九战区主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4个师、4个支队、2个飞行团及海军一部,约12万人,分两路向长沙发动进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2个飞行大队,共30余万人,利用有利地形与既设阵地,逐次抗击,计划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予以歼灭。

      日军占领长沙后由于战线太长、消耗过大,中国第三、第五、第六各战区策应长沙作战的部队纷纷向各地日军猛烈进攻,迫使日军回援。日军第11军下达返转命令,于30日从捞刀河和长沙撤退。第九战区侦知日军退却行动后,当即命令暂编第2军、第79军各向当面日军跟踪追击;命令位于捞刀河、汨罗江南北地区的第74军、第27集团军所属各军和第99军各依现在位置截击、侧击日军,务使其不能安全渡过新墙河。蒋介石也发电报要求“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各部队按以上命令,对撤退中的日军展开追击、截击和侧击,给予一定杀伤,但未能打乱其行动。至10月9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役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1941年12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作战,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4个师、2个旅、3个支队及航空兵一部共12万余人,向长沙方向发动进攻,企图在汨罗江两岸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1个飞行大队等30余万人,采取逐次抗击、诱敌深入的“天炉战法”,拟在捞刀河、浏阳河之间包围歼灭日军。

      12月24日晚,集结于岳阳东南麻塘、新开塘一带的日军第6师团、第40师团主力在新墙、潼溪街一线强渡新墙河。日军进攻顺利,所部向长沙进攻。31日,日军进入捞刀河与浏阳河中间地区,其第3师团经由栗桥、枫林港渡过捞刀河经牌楼铺、 梨市、东山进攻长沙;第6师团由空军协同,由汨水南岸的新市前进,经长岭、福临铺、麻林市,到达 梨市,以协同第3师团对长沙进攻。日第3师团一路急进,在31日第一个到达了长沙城下。第29旅团的先遣部队于当日下午首先在磨盘洲附近渡过浏阳河,同行的工兵第3联队开始架桥。次日8时,该部完成渡河。

      第九战区命令各部队于1942年1月1日零时开始攻击前进,对长沙外围之敌进行反包围,并限定在1月4日夜间进至第一次攻击到达线。战至当日17时,外线各军已经全面反击,第4军已经抵达长沙南郊并与守军取得联系。

      在长沙其他方向,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第10军各部也损失巨大。但长沙保卫战的主动权已经被国军牢牢掌握。4日,日军最后的疯狂不过是为了掩饰返转的意图。4日夜,薛岳下达了追击令,至5日7时,长沙附近已无敌踪。此时第4军和73军一道开始了追击。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至16日,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日军第11军指挥所也撤回汉口,会战胜利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巨大胜利。此次战役恰逢日军偷袭珍珠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之际,中国军队却在长沙取得对日军作战的胜利,因而引起了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泰晤士报》也用“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西方同盟国也有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

      抗战丰碑 长沙城内的永恒记忆

      当硝烟散尽,岳麓山的弹孔与名录碑仍在警示:这座城的每一寸土壤,都曾被英雄的热血浸透。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在昭告:只要民族大团结,中国人的脊梁就能筑成一道长城。

      隐藏在岳麓山密林深处的抗战墓群,第四军“铁军公墓”安葬了三次长沙会战中死守阵地的第四军将士。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麻石上刻满13块阵亡将士名录碑,三万忠骨长眠于此。

      影珠山抗战遗址,从战场到精神圣地,“这里的每一捧土,都渗着英雄的血”!绿意掩映中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基正面镌刻着“倭寇未曾还片甲,英雄驻此障长沙”,何等热血与豪迈!铭文“男儿白骨裹疆场”,更是凛然生威。

      从第四军公墓的岳麓山到中央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园的春华山,这是以层层血土垒成的民族精神等高线——这里安葬的不只是忠魂,更是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

      “经过多少困难,历尽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春的消息……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期盼已久的胜利终于到来。如今,先烈们期盼的国泰民安已经实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祖国也已繁荣昌盛。

      不忘国耻,国人当自强,这是对当年牺牲最好的回答。如今,我们生活在这盛世,但不能忘记这盛世是英雄与时代的双重叙事,前者以生命为墨书写誓言、以血火铸就黎明,后者以发展为笔延续传奇。

      本版撰文 汪继业 吉建良 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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