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长沙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场，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印记，从民间呐喊到正面战场，从文化抗争到青春献身，都有一件件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本文通过几件珍贵文物串联起长沙抗战的烽火岁月，以提醒、激励人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在新时代继续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砥砺前行。
黑陶罐上的一声怒吼
“小日本不讲理的！”
“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深深烙印在湖湘人民的心底。”长沙博物馆典藏研究部主任刘莹指着长博“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展柜中一个黑陶罐对记者说，在罐体上有“小日本不讲理的”字样。这个陶罐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沙市民使用的一件日用品。
九一八事变后，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这个黑陶罐上发出的抗战呐喊“小日本不讲理的”就是当时历史情境的反映。
随着抗日救亡宣传的开展，对日经济绝交也在长沙开展起来，民国陈记“抵制日货”铜秤砣也成为长沙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重要的反日救亡文物。
徐特立与《抗日十大纲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湘珍贵见证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先后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十几个重要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联络机构。12月，徐特立、王凌波受中共中央派遣，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1937年12月9日下午2时，徐特立由武汉乘车来到长沙，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徐特立到达长沙的第二天，《力报》即发表报道“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武汉来长”。12月12日，徐特立应长沙临时大学的邀请，做了关于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演讲，在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1937年底至1938年冬，徐特立在长沙期间，受邀在长沙临时大学、银宫电影院、湖南广播电台、湖南大学、国立戏剧学院、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地发表公开演讲19次之多，为报刊撰写文章40多篇。他宣讲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对日抗战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完全从中国逐出；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 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组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
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以及上层人士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的多次公开讲演，让人民群众在十年内战之后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精神为之一振，带动长沙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高潮。
如今陈列在长博“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展柜中的徐特立在长沙宣传抗战的《抗日十大纲领》演讲稿，是国家一级文物，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珍贵历史见证。
杨展烈士最后一封家书
18岁的青春出走，21岁的永别
长沙博物馆已退休的副馆长周英在长沙博物馆“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向记者介绍，有一件“1938年8月杨展烈士赴延安前写给父亲杨开智的信”，这封信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周英向记者回忆，1981年，一位老人来到长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区旧址陈列馆捐赠了一份手稿。这是一封信件，全文字数不多，内容如下——
父亲大人：
我决即刻赶5点钟的快车，有同学刘觉仙为伴，她邀我到她家去顽（玩）两天（在浏阳乡下），我打算到她家住两天即回板仓。今天无雨，又有伴，安全之致（至）。不必挂念了。敬祝健康！
展儿上
八月十九日
杨展是杨开慧烈士的侄女，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周南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同学回到长沙板仓进行调查，宣传抗日必胜的信念。湖南长沙和陕西延安的邮路开通后，杨展开始和姑父毛泽东通信，反映湖南的现实情况。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说到“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这个学生就是杨展，毛泽东就是以杨展的信文内容为依据，有力驳斥那些萎靡消极的论调。
1938年6月至8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设立了“抗大、陕北公学长沙招生委员会”，杨展积极报名赴延安陕北公学就读。她在离开长沙前夕给父亲写下了这封故作轻松的告别信，随后即转道奔赴延安了。
1938年8月底，杨展到达延安，组织上分配她到陕北公学栒邑分校38队学习，此校后被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延安时，党中央特地举办了隆重热烈的欢送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各部的负责人到会，毛主席在会场把杨展叫到身边，百般关怀鼓励。校长成仿吾曾想留杨展在延安，她坚决不答应，会后随学校去了前方。
杨展先后在华北联大政治部组织科和教育科工作，并任直属队党总支委员。她除了学校的正常工作，还积极参与兼职，如进村办识字班、参与边区的志愿入伍宣传、帮助各个村子搞民主选举、宣传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参与减租减息等工作。她活跃在平山的山川村落间，活动在红色的太行山上，性格开朗，善于和人沟通，样样工作都是模范。
1941年9月，杨展在反“扫荡”突围中，为掩护战友，从悬崖坠下牺牲，年仅21岁。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后，毛泽东沉痛电告杨开智夫妇：“展儿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场，为国光荣牺牲了。”
南下支队的望远镜
瞭望战火中的“第二次长征”
位于清水塘的长沙党史馆收藏有不少珍贵抗战文物。长沙党史馆文保部胡诗靖向记者提供了一件颇具意义的抗战文物，即抗战时期八路军转战湖南的南下支队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易锚使用的望远镜。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抗战时期南下支队的文物。
据文物捐赠者、南下支队望远镜的主人易锚之子易曙光说，这副具有文物价值的望远镜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战利品。
1944年11月，党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第359旅为主体组建南下支队，正式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部队南下后，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仍简称“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政治部主任刘型、副主任李立，易锚在政治部担任秘书处处长。另外，作家周立波为深入工农兵群众、体验实际的战斗生活，投笔从戎，作为支队司令部秘书参加了本次南征。
南下支队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围堵中迅速突破封锁线，深入湖南、广东、江西等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遭遇豫湘桂战役惨败，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之后，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虽因全国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而未能最后实现，但它适应了当时全国抗战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中流砥柱。
南下支队自1945年3月23 日进入湖南至1945年9月20日离湘北返，在湖南艰苦转战半年时间，战斗足迹遍及19个县市，先后在平江、岳阳、临湘、湘阴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抗日武装，开辟了以白鹤洞为中心的湘阴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队在湖南的侵略气焰。并且，南下支队在征战途中积极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帮助恢复和发展中共地方组织，又有力地促进了湖南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发展，为后来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毛泽东称赞其为“第二次长征”。
一根几成焦炭的房梁
沉默见证文夕大火之痛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继续沿粤汉铁路南犯，11月12日攻陷岳阳，湘北门户洞开。国民党湖南当局奉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密令，致仓皇之中长沙城失火被焚。大火从11月13日凌晨持续多日，全城80%以上房屋被烧毁，30万居民无家可归，火灾中丧生的民众有3000余人。“楚天一炬”，美丽的长沙古城化作一片灰烬。
对于抗战中发生在长沙的这一重大事件，长沙博物馆典藏研究部主任刘莹引导记者观看展柜中一根几乎被烧成焦炭的房梁，它来自号称长沙“存世最早的名胜”贾谊故居。它是这场巨大灾难的沉默见证者。
大火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迅速展开救济，音乐家任光在文夕大火的废墟中教报童们唱起《卖报歌》，“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一纸可笑的“劝降书”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铁证
长沙博物馆“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展厅有一封日本军司令官“劝告薛岳长官阁下暨各将领停止无益抗战”的劝降书，这是一件日本军国主义无法抵赖的侵华铁证，承载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战争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是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交锋的最重要正面战场。据刘莹介绍，长沙博物馆珍藏的这封特殊信函，是1941年12月指挥日军进攻长沙的主将阿南惟几写给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其部下的“劝降书”。信函长20厘米、宽15.5厘米，用黑色楷书写成。虽然纸张因年代久远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信函的标题为“劝告薛岳长官阁下暨各将领停止无益抗战”，落款为“日本军司令官”，并加盖“日本军司令官之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为牵制中国第九战区抽调部队南下、策应香港方面的作战，日军第11军决定第三次向长沙方向发动进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认为长沙地区的守军根本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于是狂妄地给薛岳写下了“劝降书”，劝告他和部下放弃抵抗，派停战代表到岳阳与日军接洽。
面对日军诱降及投下劝降书的心理战，薛岳毫不理会，运用“天炉战法”诱敌深入。1941年12月24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以12万兵力发动大规模进攻，狂妄叫嚣“要到长沙过新年”。最终日军伤亡5万余人，狼狈溃退。这份“劝降书”成了日军侵华无法抵赖的铁证和其狂妄自大、惨败而逃的讽刺注脚。
本版撰文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任波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邹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