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静妮
全村人都在等一个人回来。这件事没人说破，只是每年入夏以前，都会有人去给满伯家那棵香樟灌一次药。
五月的日头把田埂晒得发白。村支书走在最前头，裤脚卷到膝头，沾着刚下田带的泥浆子。路边摘金银花的张四娭毑喊住他：“今年白蚁凶呢，莫啃坏了满伯家的墙脚。”
“放心，树蔸下都喷透了。”支书揩了把额上的汗，抬头往坡上望。
那棵两抱粗的香樟稳稳立在土坯房前。枝杈铺开来，像一把撑旧了的伞。风过处，满树叶子哗哗地响。
满伯和满娭毑走了快二十年。他们的儿子军军，丢了四十一年。
那年“双抢”，日头把田里的水晒得烫脚。清早下了田，到正午回家，灶上蒸着茄子干豆角。两口子扒了两碗饭又往外走。满娭毑把碗筷收进锅里，盖好盖子，回头摸了摸趴在八仙桌上打瞌睡的军军：“在屋里好好睡，醒了写字，夜边回来给你焖土豆汽饭。”
下午的田里，打稻机嗡嗡地响。满伯踩得满身汗，满娭毑在后面递禾束子。箩筐满了，满伯就挑到晒谷坪去倒，回来接着踩。日头偏西的时候，田里的稻子割完了。他们收拾好家伙，挑着最后一担谷子往家走。
推开堂屋的门，八仙桌上，算术本还摊着。铅笔滚在门槛边。
满伯蹲在门槛上抽了一夜的旱烟。满娭毑没有哭，只是把军军那件汗衫叠了又拆，拆了又叠。
后来她就不怎么说话了。每年春天出了太阳，她就把军军的旧衣裳从箱底翻出来，挂在屋场树下的竹竿上。洗得发白的褂子、短裤、那件印着小老虎的小汗衫——旁边再挂几件新做的，袖子做得长出一截。
有人路过问她，她就笑笑：“留着呢。他回来要穿的。”
没有人忍心告诉她，派出所的人来过几回，走的时候都摇头。
树干上留着军军七岁那年用小刀刻下的名字，歪歪扭扭一个“军”字，已经被树皮裹进去半边。
满伯每年清明都要到那棵树下坐一上午，不说话。满娭毑走的前一天，撑着身子挪到树底下。枯瘦的手摸着粗糙的树皮，声音轻得像风吹叶子：“香樟啊，你好好长，替我等着军伢子。”
第二天她就走了。
土坯房从此空了。屋场树却一年比一年茂密。
每年入夏，还是有人来这棵树底下除草，扒开树根周围的土寻白蚁洞。起先是几个和满伯同辈的老人，后来年轻人也跟着来。再后来村集体专门买了药，每年五月固定安排人来灌。墙脚的裂缝有人补，门框上褪色的对子，总有人顺手换副新的。
去年有个年轻人蹲在树根边问支书：“这房子都空了二十多年了，还费这个劲做什么？”
支书正扒着土寻白蚁，头也没抬：“万一哪天军伢子回来了呢？总不能让他一推门，树被虫蛀空了。”
风穿过香樟的枝叶，沙沙地响。
前阵子有消息传过来。隔壁县有个寻亲的中年人，年纪也对得上，左手腕有颗痣，特征里写着“家门口有棵大香樟树”。
消息传开那天，半个村的人都聚到了屋场树底下。几个上了年岁的婆婆攥着衣角擦眼睛：“你看，我们守了这么多年……”
后来核实下来，不是。
大家没说什么。婆婆们拎着刚蒸的艾叶粑粑往回走，走之前把树底下的落叶扫得干干净净。一个婆婆回头望了一眼：“没事，再等嘛。都四十一年了，不差这几天。”
夕阳落在香樟树的顶梢，叶片染得金红。风一吹，树影晃在土坯房的墙上，一晃，一晃。
那年“双抢”跑出家门的伢崽，如果还活着，该快五十了。
那扇门，从来没闩过。
总有那么一天的。
会有个鬓角花白的中年人，沿着晒得发烫的田埂走上来。他会在屋场这棵香樟树下愣一会儿，抬头看见树干上那个被树皮裹住半边的“军”字。
他会伸出手，慢慢摸上去。
然后他抬起手，推开那扇虚掩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