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戴笠，一个曾经响当当的神秘人物，国民党特务头子，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笔者曾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其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戴公遗墨”将戴笠的亲笔文件集中解密，意义重大。比如在“西安事变”专题中，笔者就有一些新的发现。
戴笠表忠心
戴笠一生效忠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沈醉语），他终生尊称蒋介石为“校长”，“信仰领袖、效忠领袖和服从领袖”是他毕生的原则，这一点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和善后处理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各地各界均有“讨张宣言”发表，黄埔军校全体毕业生的“讨张宣言”即出自戴笠之手，此文在“戴公遗墨”中有完整保留：张学良劫持革命领袖蒋先生，我全体七万余同学闻之发指眦裂。窃以九一八之变，张逆一夕之间失地三省，全国哗然，独我领袖能谅之。回国之后，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独我领袖优遇之。此两次之经过，我领袖代受朝野之攻击，为何如乎……
除了公开讨张外，“西安事变”发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蒋介石，“戴公遗墨”中保留着一封他当年的绝笔信。这封写于地下室的绝笔信，用钢笔写在一张有竖纹的纸上：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写于西安张寓地下室的这封绝笔信后来广为流传，显示其对蒋戴关系意义重大。章微寒在《戴笠与“军统局”》一文中回忆戴笠在赴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训话，涕泪交流，“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终于在西安见到蒋时，戴笠“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戴笠将1922 年蒋介石在“永丰舰”营救陷于陈炯明之手的孙中山的“壮举”作为榜样，并凭借着他对张学良的影响，靠“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成功地赢得了领袖对他更大的信任与倚重。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提到与其妻宋美龄一起赴西安的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可见，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经过“西安事变”已今非昔比。
监视周恩来
目前所见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的记载一般都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两天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该谈判历时一月，双方的分歧无法弥合，谈判无所进展。3月12、13 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5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五项谈判条件，并要求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根据已经刊布的中共中央档案来看，在3月12日前，蒋介石已经提出与周恩来当面谈判的建议。1937年2月4日，潘汉年就致电周恩来转告了蒋介石的这一邀请，电文称蒋介石“请你于三中全会前来杭面晤，并再派张冲与弟前来接你南下”。
1937年3月中旬，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谋求与蒋介石的当面谈判。《周恩来年谱》中仅记载：周抵沪后，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在杭州养病的蒋介石。周在上海期间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随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其他细节并无交待。在“戴公遗墨”中有一份戴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记载了周恩来在沪期间活动和国民党对周的监视情况：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
无论是《周恩来年谱》还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对于周恩来到上海和杭州以后的活动，均无记载，“戴公遗墨”中保存的这份电报增加了我们对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上海期间的住宿地点、活动概况等的进一步了解。在《周恩来年谱》中还记载有，周恩来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看来我党地下同志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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