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钟叔河书信透露先生不为人知细节

　　奉荣梅

　　这个读书年已近尾声。11月上海评出了2008年度“中国最美的书”20种。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追求简约、流畅、轻盈，注重回归图书的本体功能，彰显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完美结合。于我而言，在一年有限的阅读中，心目中最美的书不仅是装帧的精美，内容的厚重可读才是衡量的标尺。

　　三联书店10月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可说是这个读书年我心目中最美的书。

　　书封的材料与颜色都是“最美的书”追求的简约风格，草黄褶皱的书封，杨绛清雅的手写书名和手稿影印衬底，充满柔性之美、书卷之气。传主杨绛在序言中自谦为“平常人”，说“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作为有家学的知心好友、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写传，她应承了。于是，我陆续地花了十来天时间，每天青灯下，细细地阅读这28万字400多页的传记，犹如旁听着98岁的杨绛与同样是名门之后的吴学昭，一起叙谈重温近一个世纪的往事，体味旧情。

　　杨绛先生归结自己，“平生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在别人的眼中，杨绛一辈子是站在钱锺书身后的女人。其实，在文学创作上钱杨一直是比肩而行的。还可以说，杨比钱出名更早。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是她创作力十分旺盛、佳作迭出的时期，《小阳春》等小说和许多清新隽永的散文，大多些于这段时期。杨绛本名杨季康。1942年冬天，杨季康在上海北区小学上课，在写剧本的李健吾、陈麟瑞的鼓动下，尝试写剧本。第一部四幕喜剧《称心如意》，以故事悬念丛生、环环相扣，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活泼，被著名导演黄佐临看重，演出大获成功。当时杨季康不敢用真名，随手取笔名“杨绛”，一夜间成了“杨绛”，而且一直使用到今天。接着她还写了三部喜剧《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和一部悲剧《风絮》。杨绛出名后，被剧团当成了贵宾，剧艺界很欢迎她。一次钱杨同去看戏，作者热情招呼杨，却没这么搭理钱，钱心里窝囊，他回家后就发牢骚不再陪杨看戏了。当时，钱刚回上海教书，偷闲写短篇小说，已于1941年出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写在人生边上》，他便说：“我也要写，我想写长篇小说! ”从来都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的杨绛，为支持钱，让他减少授课钟点，不请女佣减少开支，自己兼任灶下婢。一位大家闺秀、千金小姐，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实在难得;外面名气那么大，在家什么粗活都干，于是被钱家婶婶称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抗战胜利后，钱一下扬眉吐气了，杨降退居其后成了“钱夫人”了。钱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1946年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被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参与编辑《英国文化丛书》，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人 ·鬼· 兽》。同年，《围城》完成，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很惹人注意，都在打听作者是谁，有人说，钱锺书就是杨绛丈夫。次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连续两年再版，为钱引来了大量fans，可怜的杨绛愣是被fans认为是“孙柔嘉”。——读到这，我不由笑出了声。其时，杨绛正受聘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授，创作翻译一些作品，写了不少散文，她的讽刺幽默不像钱那样尖刻辛辣，却也含蓄中听，同样动人。两位同样幽默风趣、妙语传神，同样清醒忍韧的人，六十年的相携而行，纵是千般艰辛，也一样不失生活的情趣，钱称杨为“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作为钱夫人的才女杨绛，应是最幸福的女人了。

　　可是自解放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间，除了文论，杨绛没有创作一篇文学作品。钱先生也一样，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也没再进行文学创作。“文革”结束后，杨绛很勤奋，创作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多篇小说和各具特色的散文，她自己最满意的是《干校六记》和长篇小说《洗澡》，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另外，不大为人知的，杨绛还是个外国文学翻译家，她精通英文、法语，还自学了西班牙语。她在教书闲暇，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小说，将英译的西班牙名著《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翻译成中文《小癞子》，活泼开朗、富有幽默感的她，凭她欧洲文学名著的丰富知识，以传神的笔调，译文生动流畅。她也是个好学而认真的翻译者，后又对照法译本重新译一遍。再后来，她自学西班牙语后，又从西班牙原文再译一遍。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不仅被我国译界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

　　传记中，最让人深味的是杨绛智慧的人生体味。在每一个阶段，她都一些妙语归结——

　　“抗战期间，最深刻的体会是吃苦孕育智慧，磨炼人品。后来在单位被轻视，被排挤，披上隐身衣，一切含忍，也是抗战时练下的功夫。”

　　1951年秋冬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杨绛在“洗澡”中被一不认识的女生揭发遭受屈辱，后亲见化学家高崇熙、留美园艺家虞先生的自尽，她“且把这番屈辱，当成一种锤炼，增强自己的韧劲儿，否则往后遇上更严厉的批判甚至斗争，又怎么经受得住?”

　　钱杨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不愿过问政治。钱对社会政治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洞悉洞察，多少年来，他保持缄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杨也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披上‘隐身衣’，乖乖地不闻不问”，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自己的内心，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人的本性。文革中她被剃“阴阳头”、大会批斗、戴高帽“游街”、下干校……不管处境如何，读书和工作始终是他们的最大乐趣。杨绛从未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相信人性，始终以她锐利的眼光和敏感，在观察这被颠倒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

　　……

　　读传至此，我便想起了今年4月在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家采访时，有幸亲睹了钱锺书、杨绛夫妇与钟叔河及夫人朱纯的书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共四十几封。其中去年1月26日一封，是96岁杨绛在得知朱纯去世的消息后，以娟秀的蝇头小楷，工整细密地写了两页信笺，安慰钟叔河先生。其中写到：“同是未亡人，你有女儿两双外孙四个，我则是‘绝代佳人’了”、“她比我的女儿福气多，你也比我的福气多”、“希望她在病中还想到过我，也希望你不复脆弱，且在‘老头’的书房里与书为伴吧。”信中一种悲凉之气袭来，但仍是一腔对文友的同情和安慰，不乏幽默。

　　正如吴学昭的感慨：“杨绛确是一个特殊的人，病弱的身体、忙碌的家务、悲凉的心境，都未能阻止她提笔写作。”直到近几年还先后读到她写的《我们仨》(2003年)、《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2007年)，幽默淘气而充满情趣的钱，生动活泼多才多艺嗜书好学的女儿钱瑗相继离她而去了，她一边整理钱锺书的旧作，96岁时她开始讨论哲学、探索人生的价值(生)和灵魂的去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