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③ | 八万将士长征第一渡 当地百姓自拆门板架浮桥

　　长沙晚报特派记者 聂映荣 小刘军

　　盛夏8月，本报记者重走长征路第二站来到了赣南小城于都。

　　在《红军渡·长征源》的歌声中，于都河水一路向前。82年前，集结在于都的86000多名红军将士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远征。

　　在没有桥的于都河上，军民同心，躲过敌军侦查，在4个夜晚里秘密完成了艰巨的渡河任务。在这里，一条渔船、一本族谱，都承载着一个个长征故事。

　　长征·访

　　反复拆搭浮桥15次，夜渡于都河

　　从瑞金云石山，到于都县城共70余公里。初到于都，天气炎热，记者发现，和其他城市的城区不同，这里的街头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大榕树，部分榕树甚至“遮天蔽日”，让人看着就能感受到阵阵清凉。县城被于都河（又名贡水）隔开，记者重走长征路就从这条河开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各个军团从各自的驻扎地前往于都集结，8.6万中央红军在此开始“长征第一渡”。

　　如今，于都河畔，10米多高的纪念碑格外显眼，纪念碑外形犹如两片船帆，寓意扬帆出征。距纪念碑不远，便是于都的东门渡口，旁边大石上刻着“长征渡口”。

　　“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但8.6万中央红军都要渡河。”长征历史研究专家蔡建勋介绍，红军不得不通过搭浮桥、摆渡的方式渡河，8个渡口中，5个搭浮桥，3个摆渡。更严峻的是，为了渡河行动不被敌军发现，所有行动只能在夜间秘密进行。

　　于都河上本来没有桥，老百姓得知红军要过河，渔民划来自家的小船，沿河的百姓拆下自家的门板，甚至是给家里老人预备的寿材板，搭在船上架起浮桥。

　　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建在距东门渡口不到百米之处，记者在馆内留存的“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上看到，渡河必须在当年10月17日至10月20日4天时间内完成，这意味着时间紧，任务重。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介绍，4天时间里，红军每天下午5时30分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时以前完成，通宵渡河后，第二天早上6时30分之前又得将浮桥拆除，不留任何痕迹。“5个渡口需要架浮桥，反复拆搭有15次之多。于都河宽600米，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

　　纪念馆内留有开国少将王耀南关于此事的记录，经历过长征的他在《坎坷的路》一书中写道：“根据地的老俵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抽出来给我们送来。”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曾姓老大爷得知他们急需木材，甚至将自己的寿材都捐了出来，这让王耀南感动不已：“曾大爷献出的不是几块普通的木板，而是根据地人民支援红军的赤诚的心。”

　　摆渡了两个通宵，送红军渡河

　　在纪念馆的模拟场景中，当地百姓及红军雕塑、渔船、木板、壁画等共同重现了当年红军渡河的情景。讲解员介绍，其中一条渔船就是82年前用来帮红军渡河的渔船，船主人是于都的老渔民李声仁。

　　如今，李声仁已离世。在于都河畔的一处老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他73岁的儿子李明荣，并听其讲起了父亲帮助红军的故事。

　　李声仁祖祖辈辈都以打鱼为生，1934年重阳节前后，他正和家人在于都河鲤鱼潭河段捕鱼，几位红军站在岸上喊：“船老板，麻烦靠过来一下，有个事跟你们商量，想请你们帮个忙。”当听说对方是要带队伍渡河去打“白狗子”（当地人对国民党军队的俗称），需要他们帮忙摆渡，他们二话没说，便答应下来，并叫来了家族大大小小共20条渔船，大船一次能渡15个人，小船最多只能渡8人。

　　傍晚时分，红军与他们相约在石尾渡口开始渡河，为防止被敌军发现，所有的人都没打火把，只点着船上的煤油灯来相互提醒位置。20条船来来往往一直未停歇，由于该处河水湍急，且部分水位较深，他们只能一会撑篙一会划桨。

　　“渡到大半夜，又累又饿，但又没熟食吃，就抓把生米拌两口河水充饥。”就这样，他们前后摆渡了两个通宵，将一支五六千人的部队送过了河。红军临走前，还给他们每条船一块银元和一张去留守部队领粮食的条子，李明荣感慨：“从这细节就可以看出，红军与老百姓鱼水情深。”后来，他父亲一直与这条渔船为伴，直到1991年，他们将这条有故事的船捐赠给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如今，于都河已不需要船只摆渡，但仍可见一些渔民坐着小船在河上捕鱼。在当年红军渡河的南门渡口附近，68岁的渔民李石长正在船上整理渔网。他的父亲也是摆渡送红军过河的渔民，子承父业，李石长同样以打鱼为生，直到现在，他们一家都吃在船上，住在船上。对于他们一家来说，这条河承载了太多故事。

　　族谱中“殁葬未详”，实为参加了红军

　　在东门渡口附近，我们经过岸边一处民居，碰到60多岁的居民易小龙，得知他们家世代居住在此。

　　“这里很多住户的父辈、爷爷辈，当年要么帮助过红军，要么参加了红军，都或多或少与红军有一点关系。”

　　但当记者问起他家有关长征的故事时，他不愿多说。此时，他的弟弟易玉龙恰好走过来，易玉龙善谈，记者与其交谈许久后，他道出了哥哥不愿多谈此事的缘由：“我爷爷和我父亲直到去世前，都一直嘱咐我们不要对外多说，我伯伯当年参加了红军。”随后，他找出他们家族修订于1943年的族谱的存照，向记者道出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的伯伯名叫易诗善，族谱当中，一般会记录族人出生与死亡年日，但关于易诗善的记录是“字为宝，生宣统己酉年（1909年，编者注）三月初十，殁葬未详”。

　　易玉龙从未见过伯伯，但爷爷和父亲跟他提起过几次，1934年，他25岁的伯伯参加红军并随军长征，从此再也没回来。红军离开后，于都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与红军有关系的家庭被大面积清查，家人不得不尽可能隐瞒信息。爷爷心念自己的儿子，但为了保护家人，一直要求全家人不要对外提及此事。直到1943年，家族修订族谱时，爷爷让修谱人写成“殁葬未详”，且不提及去向及缘由。

　　记者发现，在这本易氏族谱中，有多位族人的记录写道：“于民国廿三年（1934年，编者注）被红军掳去。”易玉龙说，事实上，这些都是当年参加了红军的人，1943年编族谱之时，族人仍担心国民党进行清算，不得不都写成“被红军掳去”。老一辈族人的谨慎成了后半辈子的习惯，即使解放之后，易玉龙的父亲听从爷爷的嘱咐，仍不对外多提此事，同时又嘱咐易玉龙这一辈：“默默记在心里就好，不要对外张扬。”

　　虽然很少对外谈起伯伯，但受伯伯影响，后来，易玉龙他们6个兄弟中有4个兄弟参军为国效力。

　　长征·感

　　将长征历史铭刻在河上

　　记者离开于都之前的早晨，易玉龙约记者再次见了一面。关于伯伯的回忆让他心绪难平，同时也让他有了更多感受。

　　他说，自己一辈子未见过伯伯，但他如今似乎能感受当年那个热血青年的心，“事实上，当时是红军很不得势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信念，不会跟着红军去长征。”

　　在易玉龙看来，当年那些参加红军并长征的人，讲小一点，是希望家人过上好日子；讲大一点，是希望革命成功，让这个国家的人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如果看到我们过上了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也安心了。”

　　80多年，光阴荏苒，于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于都百姓当年帮红军摆渡、搭浮桥的于都河上，城区河段如今已建起四座大桥，其中三座桥分别名为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于都人用命名的方式已将那段长征历史铭刻在这条河上，并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

　　（特别鸣谢：特邀文史顾问国防科技大学蔡建勋大校）

　　图片均为长沙晚报特派记者小刘军 聂映荣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