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古城址考古有了新发现 城址位置日渐清晰
文/任大猛
1500余年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轻轻丢下几句有关湘江边长沙古城址变迁的话语；古往今来，长沙城内聚集着一群又一群寻找长沙城池变迁历史真相的史学专家，他们认为郦道元对长沙城池变迁的描述令人坠入“云里雾里”。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文史专家李行之甚至指责：郦道元从来就没来过长沙，《水经注》中的长沙城池变迁他又写错了。
这场闻名上世纪八十年代，直到今天仍存在的长沙城址争论，最近有了新的答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黄朴华和他的同仁们利用最近二十年长沙城市考古的最新成果，在《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书中解答了郦道元留给长沙的千古谜团及其他有关长沙城址的重要考古疑案。与此同时，两千余年来长沙城池变迁图谱也在这本书中得到全新修正。
一、考古工作者找到《水经注》吴芮始筑的长沙王城
距今1500余年前，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经典著作《水经注》中写道：湘水北流，流经船官（据考证即今南湖港），这是湘州商船停靠的码头，这里北对长沙郡。长沙郡城也在湘江之东、湘州城南面。老长沙郡治原在城中，后来才迁到这里……湘江继续向北流去，在湘江东岸，又有一个临湘县旧城。这里原来是楚国南部边境地区，秦灭楚国设立长沙郡。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这座城池就是吴芮所筑。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封唐姬的儿子刘发为长沙王，建都于此。晋怀帝时，分荆州湘中诸郡之地，设置湘州，治所就在此处。城内的郡署西面有陶侃庙，据说过去是贾谊故居遗址，里面有口井，是贾谊所凿，极小，但很深，上面收拢，下面却很大，形状像壶……湘江东面的城池西北角还有个老市集，北对临湘县新治所……
郦道元在南北朝时对古代长沙城池的这段记述极为详尽（在此我们仅节录有关城池记载的部分），从古至今，一直引起热爱长沙城市历史的人们的极度关注。
据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黄朴华告知，郦道元的这段记载，透露了很多历史信息，长沙文物工作者受到启发，于近20年来的科学考古中，即在古老的长沙城市地底，竟找到相传为吴芮在长沙城中所筑的吴王城，同时对于《水经注》的记载多有印证。
黄朴华解释，目前长沙文物工作者通过科学考古发现历史上“长沙第一王”吴芮所筑的长沙城，虽然并非长沙历史上修筑最早的城池，但此前的长沙城只是县邑，秦末汉兴之时虽一度升为长沙郡，但直到西汉长沙国创建，吴芮被封为长沙王，以临湘为国都后，吴芮（在位仅半年）及其子才可能在长沙土地上大兴土木，将临湘县邑扩建为国都，使长沙这座城市在汉初的江南成为一座极重要的城市。
《水经注》中特别提到南北朝时，长沙出现了一个比长沙郡级别更高的湘州设立，长沙郡治只好迁出原在吴芮所筑长沙王城内的治所，迁到城市南面。
为此，在明清时期人们就在长沙城南寻找长沙郡治。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沙文物工作者和史志专家更掀起一股研究和寻找迁到长沙城南的长沙郡治的热潮。
有专家认为，南北朝时，因湘州设立的长沙郡治应在书院路南面的南湖港旁。但直到今天，南湖港一带仍未发现南北朝时相关城垣的遗址。
又有人提出南迁的长沙郡治或设立在书院路第一师范对面、也有可能在裕农街一带。长沙文史专家李行之、文物专家黄纲正都先后提出长沙郡城或在马益顺巷、沙河街、祝威岗及小雨厂坪一带，这里也留下马援巷等与汉代名人相关的地名。但在长沙南门口一带，人们并未能找到任何古城遗址的确切根据。
二、九龙仓工地出现的城墙隔断破解千古之谜
在新出版的黄朴华主编的《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却醒目提出，长沙郡治并未像很多人推测的那样迁往了南门口一带。相反，长沙郡治仍留在吴芮所筑，在南北朝时依然在使用的长沙城中。
此说引起全国不少文史工作者的兴趣，并成为《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的重要看点。
黄朴华提到在今解放西路北侧、一幢名为“城市生活家”的高楼背后的九龙仓长沙市国际金融中心工地上，长沙文物考古工作者于2011年发现该工地有一堵贴着青砖的南北朝时期的古城墙。这堵古城墙就是破解1500年前郦道元关于长沙郡城南移谜团的一把重要钥匙。
2011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九龙仓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工地的西南部最先发现了这段古代城墙和古代护城河。黄朴华介绍，九龙仓内这段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古城墙，其开口在晚唐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下，城墙本身又叠压在魏晋和汉代的文化堆积层之上，也就是说城墙的使用时间，在魏晋以后至晚唐以前，这段九龙仓内的城墙，其历史年代应为南朝至唐代早中期的包砖城墙。在这段包砖城墙南面约3米处，同时又有一道平行于城墙的护城河，这段护城河中堆积中出土的器物与古城墙是同时期的遗迹，也就是说，这段分布在九龙仓工地南部的城墙与护城河均属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城址。
文物工作者随后在2014年，在中山路北侧60米处的青少年宫内也发现一段贴砖城墙。该城墙墙面与九龙仓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工地发现的南北朝时期城墙的砖砌墙面类似，且两处城墙所使用的青砖形制、尺寸规格基本一致，均为南北朝时期风格，经考古认定，市青少年宫内的这堵城墙始筑于汉代，南北朝时期进行了砌砖加固。
同时在市青少年宫工地出现的城墙北面的护城河内也发现该护城河明显存在两次修建的痕迹。护城河最底层堆积物中出土的遗物时代为最早为西汉，在汉代堆积物上层又出土有双沿坛、青釉瓷碗等，时代推测为魏晋，再上层亦发现有南北朝至唐代早期的堆积物。这段青少年宫内的护城河经考古分析修建于西汉、在南北朝时拓宽，并一直使用到唐代早期。
九龙仓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工地和长沙市青少年宫改扩建工地的这两处土地上发现的均包有青砖的城址，虽相距900米，但城墙走向、规格及建造方式，完全一致。相当于公安破案时并案一样的道理，这南北两处的城墙均属同一时代，即南北朝时期。而九龙仓内的汉代城址的东面城墙明显仍然在南延展，已延伸出九龙仓工地。
三 湘州城设立后长沙郡治从五一广场移到今解放西路
再翻阅历史文献，南北朝时期长沙城内设立的湘州，统领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桂阳、始兴、始安、临贺十郡，即长沙从一郡的郡治变成统领十郡的州治，长沙城从郡城上升为州城，州城在长沙的设置虽有反复。但到了南朝宋后期，湘州的设置终于稳定下来，此后一直延续到齐、梁、陈三朝，长沙城内的设置的湘州成为统治湖南及广西、广东一部分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
湘州由于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置的机构 ，是高级军事指挥机关，其州治相比官署衙门，更注重安全保密和防卫保护。湘州州城的实质相当于今天独立的军事禁区。又由于湘州州城设于长沙城内，原长沙城市的中心区域，为维护州治的独立性、安全性、保密性，原长沙城中的一些办公、生活的机构场所势必要进行清理，这就可能迫使原有的地方官署机构和居民向长沙城南、城北两面迁移。也就是说，南朝宋时设立湘州后，原长沙城大部分为州城所在，原城中的长沙郡治南移到城南，原长沙县治则北迁到城北。
过去一般史家认为，长沙城自设立湘州后，湘州州城即占据了整座长沙城。这也是黄纲正、李行之等专家要到南门口去寻找长沙郡治的原因。
但黄朴华又发现，长沙郡治虽然南移，但据《水经注》的描述，郦道元却又称长沙郡治在“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即长沙郡治，既在州城外，又在城内。这一度让黄朴华难以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记述。
黄朴华说，九龙仓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工地意外发现的那段南北朝时包砖的南城墙，最终让他茅塞顿开，而这个郦道元留下来的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他的理解下，也觉得迎刃而解了。
黄朴华认为， 湘州州城在原长沙城内设立后，长沙郡治不得不南移。原长沙郡治在什么位置呢？《水经注》载：旧治在城中，即长沙郡治原在城中，位于今五一广场区域 （五一广场附近出土记载“长沙大守丞”的东汉简牍及模印有“府君”字样的陶质建筑瓦当便是明证，府君即指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守）。
郡治南移后又到了哪个位置呢？黄朴华说：《水经注》又记载：“城之内，（长沙）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也就是说，长沙郡治因原来城内新设湘州而南迁，南迁的地点却在贾谊宅地之东。贾谊宅就是今天太平街的贾谊故居，这处古迹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为长沙王太傅贾谊的府邸，位于今太平街28号（解放西路与太平街口交会处的东北侧）。对于这处名人的老宅子，历代均有记载，从未断绝。因此可以推测，湘州城设立后，长沙郡治就从城中的五一广场附近迁移到了今解放西路的北侧。
根据九龙仓工地上考古新发现的包砖城墙及南面护城河走向，黄朴华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使之往西延伸。结果黄朴华发现包砖的南北朝城墙及护城河画出的西延线从今贾谊故居北面100至120米处经过。这样贾谊故居便位于州城的西南隅，长沙郡“郡廨”也同样处于州城的南面。
而据考证，西汉吴芮所筑的长沙城，在南北朝时仍在沿用，虽然未发现该城南面城墙，但文献记载及水井等生活遗址的发现，可以确认，吴芮的长沙王城，南面应已抵达织机街和樊西巷，即今人民西路北面。而贾谊故居、长沙“郡廨”，均在人民西路之北的解放路附近，即在原长沙城的南部，未超出原有长沙城的南城墙外。
《水经注》所述，“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及“（长沙）郡在（湘）水东，州城南”。将长沙郡廨、贾谊宅仍记为在“城之内”，而又在州城南。这与长沙考古工作者在九龙仓考古工地内发现的原长沙城内出现一道城墙的隔断后的状况极其吻合。也就是说在南朝时期，长沙古城内的布局是，原长沙城的中部和北部变成了州城，南部仍属长沙郡，在中间新砌了一道城墙（即湘州南城墙），将湘州和长沙郡分隔 ，但两者都同处于原长沙城的整体范围内。
黄朴华觉得困惑前人和上一辈专家们的千古难题，或许因为九龙仓内的长沙城址考古的新发现而得到了破解。而这样的破解，长沙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获得了不少心得，记之于书中，能让长沙人对长沙这座古城的理解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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