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力：黄鳝汤

　　晚上，母亲做了一锅黄鳝汤。用的是宁乡心田外婆家的老做法，把杀好的黄鳝剁成半个指头大小，炸黄后拌入葱蒜紫苏和扁碎的藠头爆炒，然后用米酒焖一焖，再把泡发的红薯粉丝下锅煸炒，待粉丝有个七八成熟时加水煮，同时放些坛子酸菜和黄瓜片之类，先旺火后文火煮，直到汤汁浓稠、鲜香四溢时起锅，用大脸盆盛上桌。最后在汤面上撒一层胡椒粉。老婆不太喜欢胡椒的味道，但对我来说，这欢愉爽口的辛辣才是黄鳝汤搅动味蕾的关键所在——畅快淋漓，百吃不厌。

　　现在很少能吃到这个味道了，除了用料差别、做法差异以及柴火大锅与燃气小灶的区别外，最主要的还是这味道只属于记忆中的那个年代。

　　我的童年有一半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个时候农村条件都不太好，小孩平时能吃上一碗猪油炒饭嘴巴都要咂巴半天，最大的期盼，除了年夜饭，就是那端午前后的黄鳝汤了。

　　外婆做菜自成一统。一直到现在，后辈们都念念不忘“外婆的味道”。但舅舅在时，黄鳝汤的主厨他是当仁不让的。从食材的准备，到掌勺的工序、火候的控制，他都熟稔于心。往往是锅里黄鳝汤还刚冒热气，守着灶台的小孩们就垂涎欲滴了。

　　外公和舅舅都是村里的能人，对各种农活手艺驾轻就熟。除了在田里土里刨食，舅舅还有各式各样的路子用来补贴生活。“搭黄鳝”便是这样一种门路。他常常骑着旧单车，带上黄鳝钩和篾篓，到几十里外的山塘水库“搭黄鳝”，运气好时一天下来会有个半篓子收获。这黄鳝一般他是不舍得吃的，通常拿去换了钱和生活资料。但一到端午时节，他总要留一些上好的黄鳝来打黄鳝汤。这是我们大家庭的传统，也是对开枝散叶的姐妹连襟们回娘家的召唤。

　　那天的菜当然不止黄鳝汤，但它是绝对主角。一家人以主厨为核心，择剥洗切，各司其职。煮汤是用老土灶配大铁锅，一锅煮下来大脸盆都装不下。大家都用菜碗盛着吃，吃完不过瘾就再盛，尤其是小孩子，逮住机会把平日里对美味向往的肚皮填充得滚圆，亲情也在腾腾热气和扑鼻菜香中更加牢固。

　　最牢靠的亲情似乎也很难改变根植于外婆骨髓的世俗观念。女儿出嫁后又离婚，拖了个尾巴还要娘家帮衬着，这在她这个说一不二的当家人看来，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我这个尾巴住在外婆有四方天井的大屋，却找不到自己的家。幸好当时还有舅舅，这个外表刚毅、性格木讷、内心柔软的男人，会在叫我帮他买烟时故意余出几分钱让我买糖吃，或是细心地把我的破凉鞋一次又一次地粘好，甚至自作主张给我“挑学粮”，让我像他自己的儿女那样正常读书。那时候，我蹦跳着跟在舅舅的谷担子后面，怎会想到那副瘦削的身躯该有怎样的一种坚韧，才能挑起那副生活的千斤重担。

　　舅舅离开十年了——他是在工地上出了意外，那时外公刚去世不久。这个家在一年内相继失去了主心骨和顶梁柱，留下了妻儿老小。我经常在梦里看到舅舅，看到他那瘦削的身影，看到他那旧军帽下刚毅英气的脸庞，看到他那双宽厚长满老茧的大手，以及大手中的黄鳝和捉到的菜花蛇。

　　舅舅走后，外婆重拾起端午做黄鳝汤聚拢家族的重任。她哪里也不想去，哪里也不愿久留，只盼着后人回去，尤其是我。每次回去她总是张罗着最好的饭菜，临走总是给我捎上鸡蛋、红薯、腊肉、大米等各种土货，有时还要塞红包给我和孩子。我每次回去，也总是先到那个熟悉的屋场落脚，捡木柴，烧柴火，浇菜地，给她的丈夫和儿子上坟，带着我的女儿和她挤在那张她睡了一辈子的黑色架子床上……

　　舅舅的黄鳝汤跟着舅舅永远地走了，但我还可以尝到外婆的黄鳝汤。每年端午节，我会跟外婆一起打黄鳝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