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初：谭嗣同诗意中的阳关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也许是机缘中的巧合，谭嗣同的第一首诗与最后一首诗，都与西部有关。1879年，十五岁的谭嗣同在家乡向浏阳名儒涂启先先生学习写诗，启笔写出了他的诗歌处女作《送别仲兄泗生赴秦陇省父》，诗的第一句就是“一曲阳关意外声”；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狱中题壁，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行“去留肝胆两昆仑”!在阳关三叠的乐曲声中，一位侠肝义胆的中华奇男子登上诗坛；在血色昆仑的背景下，谭嗣同喋血菜市口，一颗闪耀的彗星划过长空。从阳关明月，到肝胆昆仑，大漠边关的侠气豪情与长河落日的悲壮荒凉一直充塞在谭嗣同的诗歌当中。

　　因为对西出阳关的向往，更因为谭公诗意的吸引，我再一次来到敦煌，来到阳关。千百年来，无数的达官巨贾、诗人侠客与僧侣强盗在阳关的道路上来来往往，留下了太多的足迹，写下了太多的诗行。我叩问荒原古道，寻访旧址遗迹，阅读稗官野史，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在人来人往的历史长河上，追寻谭公风尘仆仆的背影。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谭公“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可能因为梁启超的说法，《嘉峪关志》在第八篇中记载：“谭嗣同，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经嘉峪关到新疆。以同乡身份充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僚，写有壮丽诗篇《西域引》。”既然从军新疆，必然走过河西走廊；既然走过河西走廊，极有可能走过阳关。

　　遗憾的是，解读谭嗣同的著作，没有他游历新疆的任何记录。谭氏后裔谭训聪先生在《谭公嗣同年谱》中勘误：“按《全集》中无至新疆之事。”著名学者邓潭洲先生也认为谭嗣同未曾到过新疆。

　　从清光绪三年(1877年)到光绪十五年之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直在甘肃的天水和兰州为官。年少的谭嗣同随父在天水、兰州生活了十年。无数阳关的过客到他家中拜访，无数阳关的故事回荡在他的脑际，无数阳关的诗篇激荡在他心中。“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一曲肠千断”“一曲阳关情几许”“唱彻阳关泪未干”……阳关是一首苍凉的诗、一个遥远的梦、一段激越的古琴曲，召唤着少年谭嗣同壮怀激烈，舍身许国。所以，他常常走出书斋，走向沙漠，走近阳关。曾经遇上西北风大起，他毫不畏惧，奋勇驰驱，张弓纵鹰，与塞上少数民族大呼疾驰，争猎野兽。有一年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他率仆从数人骑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疾驰7天7夜，行程800余公里，回来后，髀肉都被马鞍磨破。谭嗣同在给朋友的信中记载了这一次远足：“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

　　“行千六百里”，是不是到了阳关呢？小心地求证了从兰州出发到阳关的距离，是1200公里。行程1600余里，也就是800公里，只不过走过了河西走廊的一段，与阳关还有很远的距离。阳关，是谭嗣同心中一个未圆的梦、一段不了的情。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吟诵着谭嗣同的诗句，我飞越2000公里来到敦煌，来到阳关。阳关在滚滚红尘之外，在繁华城市之外。那巍峨显赫的关城早已湮没在脚下，消失在风中，化作了赤色的山岩。为什么谭嗣同的第一首诗的第一句会献给阳关？极目四野，只有一片起伏连绵的沙丘、一座饱经风霜的烽墩！长亭外，古道边，衰草连天。我蓦然明白，因为阳关就是复生千秋不死的诗魂，是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符号！我想此时的谭公，早已随风到过了阳关，我听到了他不朽的诗句在风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