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 七十依然年轻

　　■易勇

　　一九四九年，农历己丑年九月十九，父亲诞生在老家木安，一个丘陵环抱的小村子。名行知。这一天的阳历是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刚过月余。

　　祖父元初公是乡间有名望的木艺匠。一九五七年，乌江公社成立了一个手工业联合社，祖父入社当了集体职工。父亲初中毕业后，也被招工到联合社。祖父带父亲在木工车间学艺，三年艺成。

　　父亲有稳定的公职，加上不时外出做手工，母亲在家务农，我家经济自然比一般人家略好。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父亲总是先人一步，享有一些时尚事物。

　　我和弟弟幼时最爱玩的游戏，是在漆黑的夜晚，拿着父亲的上海牌手表，爬上踏凳，躲进家里那一架画鸟雕花、堪称豪华的宁式床的被窝里，安安静静地聆听滴答滴答的指针响。那一刻，万物静止，黑夜是如此纯净，唯表盘泛着绿莹莹的微光；只有时间的脚步，无畏而均匀地走动。

　　在一张五六个初中同学合影的老照片上，二十来岁的父亲疏朗清俊、唇红齿白、两腮粉嫩，俨然那个时代的小鲜肉。

　　他有集邮的兴趣。在他的集体宿舍，一张掉漆的旧书桌透明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花花绿绿的旧邮票。抽屉里还有一本集邮册，里面夹藏一些毛主席头像、天安门之类的邮票。后来我知晓这些都属于珍邮，可惜父亲离开集体宿舍时，都赠给了室友。

　　他有一部大木匣子般的红灯牌老收音机，放在家里五屉柜顶上。我总是站在一把太师椅上，去拧那几个圆溜溜的旋钮，把频谱上一根红色的竖标线拧来拧去，匣子里发出刺耳的调频音。

　　木安太偏僻了，我只能偶尔听到隐约的人声。小学三年级时，我在家中发现一本跟自然、农耕与村居格格不入的杂志《大众电影》。村里露天电影中孔雀公主的扮演者李秀明，浓眉大眼的头像充斥着整张彩页，洋溢着青春气息。

　　还有《喜盈门》的电影剧照，年轻的姑嫂俩倾诉着心事。小姑子横卧，面色愁苦；二嫂交颈而坐，莞尔一笑。杂志的画面直击人心，又在乡村孩子心中埋下了戏剧张力的种子。

　　父亲带回来的杂志还有纯文学的《萌芽》。我至今仍然记得，当看到小说结尾青年猎手用猎枪打到对眼穿的狐狸，却失去他的初恋爱人，我懵懂地怅然若失。

　　他的文艺范进一步升级，在堂屋丁丁冬冬作艺几天，做出来一个我未知用途的新式木柜。柜狭而高，顶层有一扇从上向下开的四方垂门，镶嵌着贴花玻璃。父亲又给它刷油漆，在橙红色漆面画上褐色木纹。

　　这是一个电视柜，是一座大世界的小舞台。

　　应该在一九八二年端午前，一种叫做电视机的物品粉墨登场了。它也是一只孔雀，十二英寸，是木安村的第一台电视机。父亲组装了一架天线，像掉光叶子的树枝，绑在一根竹竿尖上，从阁楼窗户往外伸出。

　　木安太偏僻了。我们在电视上只看到满屏的雪花，偶尔有人影飘过；沙沙的电音中，隐约有人在说话，在歌唱。

　　父亲顺着楼梯爬上爬下，把天线转来转去，于是画面渐渐清晰了些。

　　端午，父亲用一担箩筐，一头挑着电视机，一头挑着弟弟。我们全家去外公家，请电视机做汇报演出。

　　外公对这个新事物兴致勃勃，咧着嘴目不转睛。深夜，我被一阵哒哒的马蹄声从梦中惊醒，随后马蹄声戛然而止，又听到一串咴咴的长嘶。以前，我只在小人书里见过马。

　　后来，电视里有两队运动员，高撑低扣打排球。我家忽然爆满，村里人都来给中国女排加油助威。

　　《霍元甲》播出时，我家彻底变成了电影院。从老到小，生产队所有人吃完晚饭就来我家占位。大小椅子，圆凳板凳，全都被搜刮出来，从厢房到堂屋，一排又一排。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那真是电视机的高光时刻，为千年农耕传习者打开了眺望世界与历史的窗口。

　　一九八三年。父亲在人生的黄金年龄，告别木工，成为了第一批走南闯北的销售员。

　　他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提包简直是一个魔术袋。每次父亲回家，我都能在里面翻出新鲜事物。最吸引我的并非金黄馥郁的面包、绯红脆甜的大苹果，而是那些五彩斑斓的景区门票，以及父亲在山川名胜中的留影。

　　世界如此浩瀚。物类如此多样。大地如此壮美。人的脚步可以行走如此遥远。

　　有时父亲跟我们讲一些在路上的故事。他简朴言语中的扑朔行走，他的兴之所至，成为我的又一次启蒙。

　　踏遍青山人未老。在父亲和母亲的艰辛努力下，我家搬进岳阳城，从农民变成了城市人。花甲之年，父母二人都办理了退休，享受退休工资和医保。父亲仍然闲不住，跑一些小业务，他甚至还在淘宝注册了账号，发布产品名录，父亲又新潮了一把。

　　过些日子，父亲即将迎来七十大寿，新中国更是迎来了七十华诞。祈愿祖国昌盛，父亲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