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一起 爱在一起——《鼠疫》的启示

　　■王开林

　　法国作家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依旧好端端、直挺挺地“活”在旧书架的前排位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首版，“外国文艺丛书”之一，译者为顾方济和徐志仁，总共303页，定价0.69元。你没看错。当年，工人的月工资只有25元左右，它的定价算是偏贵的，可不像现在一眼瞄去那么便宜。大约是在1984年，我上大学之后购入它，匆匆一览，连囫囵吞枣都算不上。当这本尘封已久的旧书四十而不惑时，去年，我在COVID-19疫期内再度打开它，心境与平日闲览自是迥然不同。

　　加缪（1913—1960）的一生是短促的，44岁获诺贝尔文学奖，47岁就因车祸离开了人世。《鼠疫》出版于1947年，34岁的青年作家对人性的洞察究竟有怎样的深度和广度？值得我探究一番。

　　整部小说实际上是一个寓言，加缪在1942年冬天的几则日记已透露出信息：二战时横行无忌的德军“像老鼠一样”，法国人“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依然在等待”，“鼠疫”屠城的过程将被困者、遇害者、抗争者的恐惧、焦虑、痛苦、怯懦、勇敢牢牢地扭结在一起。加缪重点关注的是奥兰城中小人物的命运，他们面对荒谬而残酷的现实，屈服、挣扎、逃避或抗争，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抉择都要直面孤独和绝望，追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乃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最艰难的事业。

　　《鼠疫》能给读者怎样的启迪？我尝试摘取小说中简练的语句，胪列如下，稍加评点。

　　关于死亡人数：“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的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数字是冰冷的，人命是鲜活的，天文数字未必能摄人心魄，但你眼看着活人倒下，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万人同时死去的场面绝对令人不忍卒睹。

　　关于真知灼见：“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抗疫需要各方支持，同心同德，但不需要夸大其词的赞歌。“英雄”岂可滥许？小说中的里厄医生就自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也不肯接受别人这方面的奉承。

　　关于绝望：“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习惯于绝望的处境会令人麻木，仅以苟活为幸，仅以偷生为目的。

　　关于医生的无奈和良心：“他知道，在这看不到尽头的时期里，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而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就断定病人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拉住他的手腕嚎叫：‘医生，救救他的命吧！’但是他在那儿并不是为了救人性命，而是为了下令隔离。他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出人们憎恨他，但是憎恨又怎么样呢？有一天，人家对他说：‘您没有心肝！’怎么会没有呢？他有。就是这颗心使他能坚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目送那些本该活着的人离开尘世。就是这颗心使他能日复一日地工作下去。”没有特效药，善良的医生累死也无济于事。

　　关于赢了的含义：“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一种生活的热情，一种死亡的印象，这就叫知识。”怕就怕经历大疫之后，许多人长了记性和知识，却将生活的热情丧失殆尽了。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正直善良，恪尽职守，他具备博大的同情心和深刻的理解力，救助城中的鼠疫患者自不待言，将病重不起的好友塔鲁接至家中照顾，赞成记者朗贝尔冒险越关去投奔异地的未婚妻（朗贝尔被医生及友人的责任心所感动，毅然决然地留下来，做了些有益的事情）。里厄医生是理性的抗争者，他的悲悯贯穿于全部行为当中，避虚就实，不轻言胜负。“根据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识地站在爱害者一边。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们，在他们唯一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因此，他分担了他们的一切忧思，而且他们的境遇也就是他的境遇。”加缪无意塑造一位抗疫英雄，里厄医生是一位忠实的见证人，如是而已，丧妻之后，他也是这场鼠疫的众多受害者之一。英雄的形象固然高大峻拔，但未必经得起时间的氧化，唯有善良、忠实、勇敢的品格始终不会锈蚀崩毁。什么时候，幸存者真正明白了这一点，死者才会安息吧。

　　加缪的《鼠疫》内容略显单薄和空洞，小城奥兰居民的抗疫有些波澜不惊。我感觉他写作此书时精神方面并没有开足马力，以鼠疫指喻法西斯挑起的战争，其残酷性却又不足以震人心魄。应该说，我有点小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