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浩歌长存

　　刘伟明

　　如果有人问我：哪本书影响了你的人生？我可以斩钉截铁说，是《革命烈士诗抄》。

　　记得还是在自己发蒙的时候，习读了一些李白、杜甫的诗作，加上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自然而然也觉得胸襟上染了点浩然之气。有一天，母亲偶然从单位废弃的图书中捡出一本由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给了我，我这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浩然正气。

　　《革命烈士诗抄》是一本可以长久让人燃烧理想之火的好书，每一首每一句，都如同殷夫烈士的一句诗，是“血液写成的大字”所凝聚成的。《革命烈士诗抄》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的诗词选集，由萧三编辑，1959年出版时，只收录了39位烈士的82首诗词，1962年增订时，共收灵了89位烈士的194首诗词。虽然这些诗词只是数以万计的革命烈士诗词中的沧海一粟，虽然这些诗词是旧体诗和新诗、民谣和歌谣等多种形式并存，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字里行间，都是共产党人对建立富强新中国的强烈愿望，都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壮阔情怀。

　　毛泽东主席说：“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血迹前进吧！”许多的烈士不仅是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同样是豪情万丈的歌者，《革命烈士诗抄》所选的烈士遗作，都是掷地有声响彻云霄的英雄浩歌。

　　“诗抄”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烈士的六首诗作为开篇，他的《幼蘅行未久，相无又去江户，作此送之》中写到“逢君已恨晚,此别又如何？ 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斯民正憔悴,吾辈尚蹉跎。”道出了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矢志追求一个新中国的斗争精神。

　　蔡和森烈士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极擅长古风。他还在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写了首《少年行》，其中“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昭示了“新民学会”的同学少年治理乱世、匡复中华的使命。与共产党人张太雷、瞿秋白并称“常州三杰”的恽代英烈士《狱中诗》云：“浪迹天涯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将革命者的至笃情谊与坚定信念写得委婉深长，令人心生敬仰。

　　还有如杨超烈士的“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熊亨瀚烈士的“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吉鸿昌烈士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都堪称绝句。

　　而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涂正坤烈士，于长沙“马日事变”后所作的“梭标亮亮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表明了共产党人其时已经彻底看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反映了必须与之斗争到底的大无畏勇气，这首诗可以说是《革命烈士诗抄》中所选的民歌体代表作。

　　《革命烈士诗抄》出版后，林伯渠同志面对曾经牺牲的战友和同志的遗作，慨然题了“谁能动手换人间，非佛非神非圣贤。五四以来新历史，光芒万丈此诗篇”的诗句。而亦是“新民学会”成员的谢觉哉，满怀深情地含着热泪为该书题词：“句句是诗，字字是血。如游龙般天矫，如雷震般响彻。一歌兮水倒流，再歌兮山断裂。三歌四歌兮，红日东升，妖风消灭。烈士的歌声长存，人民的心头永热。”

　　萧三同志说过，“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所编纂的《革命烈士诗抄》不仅是对革命烈士永恒的纪念，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了巨大的革命力量。在我过往的人生里，很多困难时候，正是凭着这本小小的诗册，获得了砥砺前行的无穷力量。

　　端阳刚过，“七一”将至，来到了妙高峰，望着峰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和附小的建筑群，我思绪如潮。

　　我想，正是在这个建筑群中，在百年之前，有这样一群满怀理想、忠肝义胆的人的存在，他们和全中国的同道者一起，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一页，才有了革命诗歌的发声，才为中国诗歌界留下了一批独特的文化遗产。萧三同志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其收编的烈士遗诗也仅仅不足已知的万分之一，如向警予、萧楚女、杨开慧、瞿秋白、周逸群、刘志丹、左权、林育英等许多著名的革命烈士作品并没有收录其中。而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如朱德、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还有我们《国歌》歌词的作者长沙人田汉先生等，都是诗歌大家，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完整地收录在一起。

　　众所周知，最早对《全唐诗》广泛征求而进行编纂的先行者是明朝的胡震亨，他为了给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文化荫庇，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而专心致志地从事这个不被看好的苦活，虽如大海捞针、艰辛无比，但却功德无量。

　　萧三同志为搜求编辑革命烈士的遗作树立起了第一座里程碑，而继续这项工作的路程一定还有很长很长。

　　今年是“新百年”的伊始之年，我觉得作为曾经伟人辈出的媒体艺术之城长沙，是不是应该建立一所“红色诗歌研究院”，对红色诗歌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及艺术产品进行深入研究？最终以党史研究的新成果为基础，对新中国建立前牺牲烈士的诗作和建国后的红色诗作进行全面、深入地收残缀轶、归纳整理，从而尽可能地出版一套可以彪炳千秋的“中国红色诗歌总集”，使后来人可以回望历史，激励未来？

　　当然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我们有时不我待的信念，坚韧不拔的定力，赓续革命烈士遗志的信念。但我相信，长沙有条件也有能力担负起新时代以文化造“新民”的历史责任，塑造长沙新的城市精神高地，用革命烈士的高尚情操、英雄气节更好地诠释党史，让红色诗歌的文化基因世世代代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