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路》：壮怀激烈的地域抗战红色档案

　　 文 | 聂世忠

　　一、一部英雄抗战的邵阳地方史志，丰富了邵阳抗战史图景的文学记叙

　　作家曾恒七年磨一剑，充盈抗战记忆，以活跃于邵阳的“东乡抗日纵队”抗战事迹为原型，激情澎湃，创作出50万字的抗战小说《大东路》，显示出红色历史爱国教育题材小说的地域填补性价值。“大东路”泛指邵阳市以东至雪峰山下、邵东-衡阳等地区，小说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邵阳地域抗日游击队与侵华日寇殊死战斗的场景，展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精美的爱情故事，为民族为国家舍生取义、充满了悲壮豪情，赞美了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

　　小说定位于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战湘西会战，曾恒通过湖南文史资料和对近百名抗战老人的调查走访，如当时邵阳物价：猪肉二毛钱一斤，佘田桥的豆腐等等都写进小说，以独到发现和深刻的思考，挖掘和展现历史上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邵阳是湘西南的门户，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日寇不惜代价攻占邵阳，企图打开陪都重庆门户，这场空前绝后的大战以侵华日寇败倒在雪峰山下而结束。小说以邵阳地域人文与景观为背景，很多篇幅描述了作为抗战游击队驻地的邵东佘湖山，绕山的蒸水河。《大东路》以近乎“原生态”的样貌反映了湘西会战中邵阳抗战史，原景重现，邵阳本土的人文景观为作者取材的珍稀资源，真实性虚构，朴素天然，为邵阳抗战史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填补邵阳地域抗战文学局部空缺，成为红色历史题材小说的一个亮点。

　　二、“体验性”叙述让读者从中实现对历史的判断

　　抗战小说既要历史叙事，又离不开虚构想象，小说《大东路》采用英雄传奇叙事模式，以个体英雄的成长来隐喻邵阳历史、社会的变迁，表达浓烈的国家民族主义，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多元的叙述，描绘展现了不怕牺牲的抗日爱国英雄们的不同个人命运。

　　《大东路》一开始以现代叙述方式将在长沙会战失败战斗中的陈天鹏、陈中超英雄形象在第一章“背水一战”中出场，整部小说将邵阳抗战小部队从低谷到奋起的成长过程作为叙述对象，其戏剧性、传奇性难比名著，然而小说中的人物除敌人日寇外，正面人物不仅包括有工农兵，还有富农、乡贤、工匠、商人、医生、土匪、道士等等，人物众多，出身性格各异，以陈天鹏、陈中超抗战英雄人物形象为主的叙事模式发展脉络，揭示了湘西南邵阳地域复杂的抗战历史图景和文学内涵。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曾恒在小说《大东路》中重建虚构，叙事抗战历史。“虚构”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但“虚构”要结合创作素材与创作经验想象进行，需要逻辑关系的真实性，从伦理的角度形成叙述的可靠性，曾恒抓住邵阳本土抗战主线，在记叙描绘中艰难地理清关系，体现地域抗战历史图景的时代差异，叙述不同时代抗战小说历史图景变迁，表达时代文艺观念、创作环境以及意识形态，时代文艺审美观构成抗战小说《大东路》的整体语境。

　　三、“性格英雄 + 传奇故事”的章回体叙事塑造英雄形象

　　长篇小说，结构至关重要，结构像承重墙。《大东路》采用“性格英雄 + 传奇故事”的章回体叙事构筑小说结构，通过故事的起承转合，残酷的战争场面与惨烈的悲剧情节一环紧扣一环，全书五十章悬念迭起、高潮不断，在章回体文体、人物的心灵情感、日常生活以及生命存在等本体性“内在经验”作纵深掘进，探索新文学的抗战叙事审美经验。基于存在主义观念，曾恒对国军长沙会战、湘西会战正面战场的书写有较多叙述，深入这段曾被遮蔽的历史现场，挖掘尘封往事，描绘一幅幅新画面，采用“性格英雄 + 传奇故事”的章回体叙事讴歌抗战英雄，厚重雄浑的抗战图景渐次在读者眼前铺开。

　　《大东路》小说中主角陈天鹏便是国民党102师304团团长，弟弟陈中超为共产党员，家族中的四太公为族长，自然为乡间富裕人物，与大管家、老爷子都属于富农，有自己的土地，也雇佣部分长工，自己也参加劳动，在农民群体中他们可称得上乡贤，他们有号召力影响力，投身抗战，不顾个人安危，出钱出力为抗战做贡献。小说摆正了所谓“地富”农民的形象，从民间立场与个人视角凸显各种类型人物特点，传奇叙事中演义中华传统，发掘抗战英雄形象的闪光点，塑造人物性格本质性的新变，丰富英雄的整体性嬗变，擅长从战争笼罩下的生活日常进行个性化视点表现，探寻邵阳地域抗日叙事中，抗战人士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记叙富农、乡贤、商人、医生、投诚土匪们等各类人群的真善美的人性，并经由此凸显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丰富性。

　　小说中“大东路七壮士”在战斗中成长，为革命英雄，他们英勇无畏、洒热血抛头颅、个性鲜明，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严峻而深刻的人性考验。作品讴歌抗战英雄气慨，彰显了昂扬向上的审美基调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四、《大东路》的凄婉悲壮

　　爱情是历代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大东路》另一条写作线为“爱情线”，作家曾恒通过对小说中陈天鹏与秋月、二喇叭与孙小兰、杜铁鼎与曹三妹等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描写，表达自己的创作意趣，战斗中并发的爱情惊险刺激，婚姻的结局意外地凄婉和悲壮。

　　悲剧是最高的文学形式，悲剧在读者中产生恐惧、怜悯、崇高感、净化等快感，激发读者热情。陈天鹏与与秋月、二喇叭与孙小兰，两对相好，未能走向婚姻，秋月用自己胸脯为心爱的陈天鹏挡子弹，最后与日寇同归于尽，二喇叭倒在鬼子子弹下，生灵涂炭，血与火的战争，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曾恒从读者内在心理出发进行记述，根据形势变化，描述刚烈激昂的战斗热情，这里有怒吼的洪流、铁蹄下惨痛的呼声，以批判和抗争的精神表现社会现实，愤怒发声，以其强烈的时代意识将读者带回到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体味当时的苦痛与悲伤，获得读者悲剧快感的呼应，在这，文学的现实功用得到了强化。

　　文学是“人的文学”，曾恒继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自觉，继续探求文学的人性，揭露日寇侵略战争的血腥屠杀，展示了非人道的生存环境，以心灵刻画为手段，所叙述的严酷惨烈环境是悲剧产生原因，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激起人们的斗志。

　　小说不足之处，个人认为是小说后三章中出场的木雕罗汉，给小说带来了戏剧化幻境，为全书结局做了铺垫，但人物塑造欠丰满，有僵化之瑕疵。另外编辑中出现一些错别字，但瑕不掩瑜，不影响小说的整体。

　　小说结尾富有传奇的色彩，实现了英雄精神的升华，也凸显了《大东路》更深层次的文学含义。

　　(聂世忠：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