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再走长征路：一件件“传家宝”铭记军民鱼水情

　　长沙晚报特派全媒体记者 程放军 刘琦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7月2日发自邵阳的报道

　　“红军要离苗山窝，送的少来哭的多，哪年哪月见到哥……”一首婉转动人的《红军哥》，打开了城步苗族自治县民俗文化专家杨光清尘封的记忆。他拿出自己一直视若珍宝的一盏马灯，向记者讲述马灯背后的长征故事。

　　西征的红二、六军团和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先后途经城步。而从绥宁经过的有三支红军部队——1934年9月，红六军团西征途经绥宁；同年12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途经绥宁；1935年1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绥宁。在城步和绥宁，红军长征的故事仍在处处传唱。一件件“红军阿哥”留给当地群众的普通物件，被当地人视作“传家宝”，像长征故事一样被一代代传承下来。

　　一条棉裤

　　翻过老山界后，一部分红军经南山腹地，抵达南山北部。湘江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加之时近初冬，红军缺衣少食现象更为严重。1934年12月初的一天清晨，长安营村村民周世忠正要出门劳动，在路上看到了7名红军战士。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看到当兵的都很恐惧。当时我爷爷和几个村民远远地看到红军过来，都避开了。但我爷爷年纪大了，走得慢，被喊住了。”周世忠的孙子周旺华回忆道，爷爷只好邀请7名红军战士来到家中。“看到他们饥寒交迫的样子，爷爷心生怜悯。尽管家中一贫如洗，他还是生火煮了一鼎苞谷和红薯。”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队伍！”到了周世忠家里，战士们对他说，并主动帮他劈柴、掰苞谷粒。红军战士的热情和亲切，消除了周世忠的戒备之心，他和红军战士同吃了这顿早餐。“吃完之后，红军班长要付钱给爷爷，爷爷说什么也不肯收。班长见爷爷衣衫褴褛，就从背包里拿出一条棉裤放在爷爷手上。”周旺华说。

　　“吃饭付钱是纪律！老百姓的东西不敢拿半分。”班长说。送完棉裤后，一阵紧急集合号声传来，几名红军战士向周世忠一家告别后，便匆匆出了门。

　　冬天的南山天寒地冻。那个年代，这条棉裤成了周世忠最好的御寒衣物。“我20多岁时发现，每到下大雪的时候，父亲才会翻出一条棉裤穿，但是穿几天，过了最冷的时候他就会把棉裤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很多年都是这样。”周旺华告诉记者，他最开始注意到这条棉裤，便是被父亲不寻常的举动勾起了好奇心，年少的他问父亲棉裤的来历，父亲却怎么也不肯说，只告诉他这是“亲人的东西”。等到周旺华30岁，父亲向他讲述了“一条棉裤”的来历——原来，这条棉裤是当年长征时红军送给他爷爷周世忠的，后来爷爷又交给了父亲。

　　“父亲说，这条棉裤只能穿，不能洗，洗了和红军的感情就变淡了，这也是爷爷的意思。”几十年来，周旺华一直将这条棉裤珍藏在家中。“这条棉裤是红军送的，是红军和老百姓感情的见证。我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会小心珍藏这条棉裤，将红军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周旺华对记者说。

　　一盏马灯

　　从城步县城出发，往西南方向驱车30分钟，记者来到丹口镇下团居委会“新铺里”农家乐。杨光清是一位民俗文化专家，也是“新铺里”农家乐的主人。这里曾经是一处古驿站，有200多年历史。“红军长征路过丹口，在我家歇脚，留下了这盏马灯，它可不是一般的文物。”杨光清认为，马灯是红军艰苦经历的一个历史物件，是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实物。

　　1934年秋，红六军团西征，从广西进入城步。9月11日，该军团担任后卫的17师51团3营在丹口下团村莲花桥一带与国民党保安部队发生激战。红军以少胜多，击溃敌人，并继续西进。“我奶奶吴老福说，那一晚上牺牲了两名红军战士，第二天红军途经我家的‘伙铺’（吃饭住宿的店子）时，我奶奶看到几位红军伤员，就用苗药为他们医治。”杨光清回忆。临行时，营长周仁杰非常感谢吴老福一家，在她拒收银元的情况下，将一盏马灯送给了她。

　　记者看到，这盏马灯虽然锈迹斑斑，但保存较为完整。玻璃罩正面凸印马灯商标图案，图案下方有“美最时”3个字。底座镌刻着汉字“大茂行”和英文“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玻璃罩上方的金属盖镌刻有英文字母“DAHMOW”。因年代久远，玻璃罩有2条裂痕，油壶盖已丢失。

　　据记者了解，“美最时”马灯是当年德国制造商在我国青岛制造，民国时期普遍配备于军队。据史料记载，当时这种制造精美的马灯，售价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个月的收入。“马灯是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见证，也看着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从过去没衣穿、没饭吃，到如今丰衣足食，生活越来越好，国家也越来越强大。”杨光清说。

　　六个铜板

　　“这6个铜板，是红军留给我父亲的。”6月27日，车子沿着蜿蜒山路一路前行，再走长征路记者来到绥宁县的上堡侗寨。81岁的杨芳显老人和老伴王求姣从家中拿出珍藏的6个铜板，娓娓道出背后的故事。

　　1934年9月，一支有近万人的部队从海拔1700米的乌鸡山上走下来，这些战士头戴八角帽、帽上佩红五星，有的匆匆走过，有的停下小憩。原来，这正是红六军团的队伍。

　　久居山里、与外界少有接触的上堡村民突然见到这么多军人向这个只有200多人的小村寨走来，都吓得心惊胆战，躲进屋里不敢出门，只是偷偷地透过门缝往外看。后来见这些士兵足不入户、露天而宿，不惊扰百姓，便尝试着出门去见识见识。

　　常在外面跑、见过一些世面的侗家汉子杨启栋率先打开房门，跟红军战士攀谈。红军告诉他：“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是为工农谋利益、求解放的。”红军战士让他叫乡亲们去割马肉吃，因为红军的一匹军马在附近摔死了。杨启栋十分感动，忙把红军请进屋里，让他们到家里休息、喝水、用饭，自己则招呼邻居一同去割马肉。

　　待拎着马肉回到家时，杨启栋见先前被他迎进家门的红军已离开了，而屋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整整齐齐，只是火炉屋里的金瓜（南瓜）少了半个，荞麦粑粑也少了一些。家人告诉他：“红军要给钱，我们没有收。”杨启栋一边感叹红军纪律好，一边拿起剩下的半个金瓜，“丁零零”，几个铜板掉了出来——原来，红军把钱放在瓜里了。

　　“这就是红军！只吃掉半个金瓜，还给我家人留下一半，走的时候还留下那么多钱……”接受记者采访时，杨芳显将六个铜板拿在手里，久久说不出话。

　　长征故事

　　红军长征胜利的法宝是什么？在邵阳采访期间，党史专家、当地群众为记者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对此进行了揭秘——红军官兵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严格遵守军规军纪，不怕流血牺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独臂将军”贺炳炎曾木锯锯臂

　　在绥宁县，“独臂将军”贺炳炎不用麻醉药做截肢手术的故事人尽皆知。记者再走长征路6月28日到达位于绥宁黄土矿镇的红军战地医院旧址，寻访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切身感受红军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绥宁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建平介绍，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贺炳炎时任红二军团五师师长。11月21日，部队沿湘黔古道到达绥宁，国民党军阻挡红军向西南挺进。在11月22日的鸡公坡战斗中，贺炳炎右臂被打穿。随后，在没有麻药和手术工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用从农民家借来的木锯为贺炳炎完成了截肢手术。而此前，贺炳炎已经5次负伤了。

　　同乐社区支委委员袁均尾说，他的父亲袁公仕曾参加鸡公坡战斗，当年17岁，是一名通信兵，与贺炳炎一同负伤，被送进了红军战地医院。“我是共产党员，没什么好怕的！”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贺炳炎忍住剧痛，用另一只手死命地抠着充当临时手术床的门板，嘴里的毛巾都被他咬烂了。手术后，贺炳炎仅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又开始指挥战斗。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主席亲切地称贺炳炎为“独臂将军”，这个称号就此流传开来。

　　一张红军欠条留下一段佳话

　　“我们经过南山，已身无半文，借了张明勇大伯的山羊二只、玉米100公斤，待革命胜利后，请当地政府照数归还。”一张署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九军团警卫连指导员李湘南”的欠条，写于1934年12月10日，成为红军严守纪律、百姓拥护红军的生动写照。

　　1934年12月9日，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在八十里大南山宿营，警卫连100多名战士在当地百姓张明勇家里住了一晚。“这些战士有些是伤病员，他们是在广西被敌人埋下的沾了毒药的竹尖将脚刺伤的。因缺医少药，他们的双脚肿得厉害，伤口化脓。在张明勇家住下来后，由于饥饿难忍，战士们便向他借了100公斤玉米、两只山羊和一些辣椒、蔬菜吃了。”南山牧场原党委书记、场长石崇斌介绍，第二天，战士们要随大部队出发了，大家把身上所带的钱全部拿出来交给张明勇，但还不能付足。连指导员李湘南就用一张土纸写下了这张欠条，加盖了红色印章。

　　李湘南将欠条交给张明勇，对他说：“待革命胜利后，所欠的钱，苏维埃政府一定会归还给你。”他还嘱咐老人家，一定要将欠条收藏好。

　　如今，85年过去，欠条原件已无法找到，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佳话一直广为流传。

　　英雄长沙人

　　26岁王震率部西征拉开红军长征序幕

　　红军长征没有经过长沙，但约有2000名长沙籍红军坚定地走在长征路上，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军战士一道，走出了一条举世瞩目的“地球上的红飘带”。在长征路上，他们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从不惧怕流血牺牲。今天，记者为您讲述浏阳籍开国上将王震在长征途中的故事。

　　率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探明敌情

　　王震，浏阳人，13岁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开始接触党的组织。1924年后，王震任粤汉铁路工会长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新河车站工人纠察队队长。正是这段时期，他见到了毛泽东，并受到革命教育。

　　根据工农红军在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的相关资料记载，1934年8月12日，按中央军委指示，在桂东县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连级以上干部誓师大会，正式成立红六军团并誓师西征。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王震任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此后，在任弼时领导下，王震与军团长萧克一起率部西征，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而此时，王震年仅26岁。

　　王震与萧克率红六军团在湘桂和湘黔边界分别击溃敌人3个师和1个总队，冲破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队20多个团的围堵，同年10月到达黔东，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

　　省委党史研究院专家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途经湖南境内22个县（市、区），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围攻，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传播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完成了兵团性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探明了敌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待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在这里办一个大牧场”

　　红六军团作为探路先遣队，转战粤桂，从广西资源县进入湖南城步县。翻越八十里大南山时，王震被眼前碧波万顷、茫无际涯的高山草原所吸引，情不自禁地说：“多好的草山啊，待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在这里办一个大牧场。”

　　“1956年3月，来自长沙、邵阳等地的近千名知青，怀着开发大南山建设共青城的梦想，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翻越老山界，到达大南山。”南山牧场原党委书记、场长石崇斌介绍。

　　1973年3月，复出后在邵阳任职的老红军邹毕兆来到王震家里汇报建设情况，两位老红军久别重逢，欣喜万分。王震将军动容地说：“当年我们长征过南山，当地群众给我们支持很大，送钱送粮送医药还送担架，安置伤员……群众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也没忘记群众。八十里南山是个好地方啊!那时，很多红军战士都说要在南山办一个大牧场。现在青年垦荒队上山搞了十多年，几经曲折，试养牛羊成功。自有后来人啊!我们一定要把大南山建设好!”

　　王震一诺千金，关怀备至，身体力行。如今，八十里大南山成为了中国南方山地现代化牧场，树起“中国第一牧场”的丰碑。

　　我走在长征路上

　　不忘长征精神方能告慰英雄英灵

　　刘琦

　　老山界，是当年“红军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因著名作家陆定一的散文《老山界》而闻名天下。“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们的脸，就在脚底下。”陆定一在文中这样描述老山界。

　　6月26日，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当年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的地方。朦胧雾气中，公路边醒目的纪念碑率先映入眼帘。透过碑上刻画的红军形象，可以窥见些许红军当年夜翻老山界的英姿——一簇簇火把点燃夜空，照亮了在朔风中猎猎飘扬的红旗。

　　“1934年12月中央主力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于12月5日从广西资源进入城步境内。12月8日，红一、三、五、九军团经江头司，翻越老山界，到达南山烂泥塘、大坪、鸡爪坪、胡家坪一带宿营。”城步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宗兴告诉记者，老山界海拔近2000米，全长15公里，最陡峻的地段长约2.5公里。红军到达老山界时已经是晚上，战士们个个疲惫不堪。其中，百步坎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的百级石梯，坡度有70多度。由于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有马匹坠落山崖，红军首长便要战士们就地宿营，待天明再赶路。

　　如今，只有“神兵”方能翻越的老山界早已修建了一条条盘山公路，车轮代替了双脚，坦途代替了崎岖。

　　“鸡公坡战斗十分惨烈，红军伤亡170多人，现在对面山脚处还有红军烈士墓44座。”城步瓦屋塘镇皮叶村原党支部书记袁再金带记者来到红军烈士纪念亭前的一块石碑处。石碑上写着红军75位烈士墓址概况。“朝阳庙左边小路上一穴五人”“牛角冲顶上一穴一人”……2010年，袁再金根据党史记录的信息，逐一找到红军烈士的掩埋地，和村民一起为75位烈士立起墓碑。

　　沿途，红军路、红军桥、红军亭、红军墓、红军烈士纪念碑随处可见。当年，数不清的红军战士为了坚定的革命信仰流血牺牲，大部分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80多年时光过去，当地的干部群众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珍贵的记忆被人们永久保存、代代传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步履铿锵，走得更远。听了一个个长征故事，才知道和平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红军向来不怕艰难险阻和流血牺牲，这盛世，应如当年牺牲的红军指战员所愿。而我辈，唯有不忘长征精神，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方能告慰英雄英灵，无愧于伟大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