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华正青春征文 | 爸爸，我入党了！

　　■月光

　　“爸爸，我入党了。”即将走出大学校门那年的五四青年节，在写给爸爸的信中，我激动地向他报喜。

　　记得入党后不久，我带着喜悦回家，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在乡政府负责司法与人民调解工作的爸爸还没回家，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等着爸爸。

　　晚上9点多，爸爸才回来，一看到我，就连说了几声：“好……”正当他还要继续说什么时，一阵急骤的敲门声响起，来人报告说外面有人打架，要请爸爸去处理。爸爸二话没说，也顾不上吃晚饭，拿起公文包、带上手电筒就出门了。随着手电光的摇晃，爸爸的身影消失在黑幕中。

　　看到他风风火火出门的样子，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这就是党员原本的样子”。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党员爸爸而骄傲。

　　爸爸是上个世纪5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听老人们说，他是在洞庭湖修堤时火线入党的，做事“舍得死”，曾经晕倒在修堤的工地上。他也曾入伍，退伍后，他被安排在供销系统工作，一度当上分公司的经理，后来却因有言语冒犯“大跃进”而被遣送回乡务农。爸爸毫无怨言，对党的信念、对党的热爱并未因“回乡务农”而改变。很快，他被推举为生产队长，1979年他获得了彻底平反，当上乡政府的干部。

　　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在乡下当农民，还是在乡上当干部，爸爸总是干劲十足，对自己要求很严。他虽个子不高，但重活脏活累活苦活总是抢在别人前面，如用鸡公车“打煤”（即挖煤运煤）或运送稻谷时，总是堆得高高的，比别人多很多重很多。集体出工，他总是到得早收工晚。在乡里当干部，他也是起早贪黑，年年被评为先进。他像个永动机，从早到晚只有吃饭时，才会坐下休息一会儿。因此，别人半开玩笑半表示佩服地给他取了个外号——“老黄牛”。

　　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高，每次在饭桌上，总是要求我们“好好学习，积极要求进步”。等我们长大一点，他就要求我们“成为党的人”。问他为什么，读书不多的父亲会反问一句：“如果没有共产党，小老百姓能过上如此舒心的日子吗？”

　　爸爸的想法变成了我的向往，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强烈的观念：要成为像他一样的共产党员。

　　读小学，我的一篇作文成了范文，在乡里传播很广，老师和区里的干部见到我爸爸，就会大大夸奖一番，原本眼睛不大的父亲，每每听了夸奖，眼睛笑眯眯的几乎成了一条直线。在他心中，我可能是家里下一个最有希望“成为党的人”。

　　“要积极入团啊！”记得爸爸最初对小小的、懵懂的、系着红领巾的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小学、初中，我因成绩好，还真是学校的红人，也不知是如何写的入团申请，只记得成为团员时，我还不到14岁。

　　1983年，我考上了大学，爸爸很高兴，背着被褥将我送到学校。他一路上反复叮嘱：“不要骄傲，多学知识，积极要求进步，早点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大学期间，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党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是了不起的党，我要加入这样的组织。”此时的我，已经被这种信念燃烧起来，常常夜不能寐。

　　我很幸运，进入大学的那一年冬天，学校党组织开始吸收在校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我在信中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爸爸很快回信，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表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我把这种追求化为了学习的动力，除上好正常的必修课，还把业余时间用到了听讲座、泡图书馆、参加理论学习等方面……因为担任了班团支部委员，我积极主动地为团组织、为同学们多做事，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觉得唯有如此，才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追求。组织上也看在眼里，找我谈话，鼓励我，要我提交入党申请，这更让我备受鼓舞。

　　大二下学期，为向党组织表白，很多个夜晚，我辗转反侧，打着手电筒在床上写申请书，似有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下笔。我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搓成团的废纸丢满了床头，总觉得自己还“差”点什么，学期结束了，我的申请书还没有写成。

　　暑假回家，我向爸爸谈了自己的顾虑。

　　“交了申请书，才能得到党组织更多的关怀和帮助，成长会更快一些。”爸爸反复交代，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只管老实做人，踏实做事，要经受得住考验。

　　得到爸爸的鼓励，大三开学不久，我鼓足勇气，怀着忐忑的心情，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党组织。申请书交上去后，我既有一种轻松感，又有一种使命感，在学习和集体活动中，总有一种“要比别人做得更好”的潜意识，精神境界好像也突然提高了不少。

　　党组织很快将我列为“入党积极分子”。组织的鼓励和鞭策，成了我进步的新动力，我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成熟，1987年5月，我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顺利地转为正式党员。

　　时光飞逝，离开培养我入党的大学也有30多年，而我的爸爸——这位一直鼓励我“积极要求进步”的老党员离开他热爱的世界也有十多年。但他那句“老实做人，踏实做事”，言犹在耳，伴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