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封神》隐藏的历史真相 | 山水洲城记

　　今年暑期电影市场共有116部影片上映，可谓火力全开，似乎攒着一股劲，有集中喷发的趋势，其中不乏引发话题效应的影片。

　　《封神第一部》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部口碑逆袭的电影。从舆论关注的重点看，逆袭的原因在于制作精良、饱含诚意。比如大家对片中身材健硕、精气神满满的质子们津津乐道，背后是演员们数年如一日沉浸其中与角色合一的较劲功夫。

　　但在麓山君（“山水洲城记”微信公众号ID：cssszcj）看来，该片之所以超越此前众多“封神”作品，在于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某种历史真实，虽然只是浅尝辄止式的，却给人新颖的艺术震撼。

一

　　片中有这样一幕，纣王登基大典，比干灼龟甲占卜大商国运，龟壳断裂寓意“天灭大商”，比干给出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让纣王自焚，亲自献祭。纣王表态献祭，以此挽救商朝国运和天下苍生，并承诺鹿台建成之日，就是自己的献祭之时。

　　这场戏是整部《封神三部曲》的揭幕大戏，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围绕着天谴和献祭陆续展开。

　　为什么只有纣王献祭，才能解除大商的魔咒？这似乎是神话之言，但恰恰揭开了神秘、残忍的商朝人祭面纱。

　　《封神第一部》触及到的历史真实，就包括残酷的人祭。

　　青年历史学者李硕根据考古发现的殷商祭祀坑推测，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在电影中，甚至纣王本人也成了祭品，不能不说是很新颖的叙述。

　　除了人祭制度，商朝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制度？重要的还有贞人制度。贞人是主持王室占卜事务的核心神职人员，主要负责预测吉凶、与鬼神对话。他们是殷商王朝的精英分子，谙习天文历法，熟练掌握甲骨文，并凭借这一特长，垄断殷商王朝的宗教祭祀活动。在殷商后期，贞人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封神第一部》中也有体现，比干除了是王叔，还是大司命，也就是贞人。

　　纣王的太祖父武乙，想通过“射天”压制神权，即“武乙射天”；纣王的父亲帝乙，开始掌握卜筮之权，一定程度摆脱之前处处受制于贞人的局面；而纣王时，王权与神权的斗争还在延续。

二

　　“封神”作品的核心事件是武王伐纣、殷周易代这一历史事件。在《封神演义》《武王伐纣平话》等此前的“封神”作品中，大多将改朝换代、历史鼎革的终极原因，归结为君主的心术和道德，显然所能撷取的思想资源是有限的。而《封神第一部》的改编，则强化了“殷周革命”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内蕴。

　　什么是“殷周革命”？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早已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也就是说，“殷周革命”不仅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战争，也是中华文明发轫时期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的事件，甚至被认为是超越了禹启之变、周秦之变的古代中国最大制度变迁。

　　李硕最新出版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一书认为，这种制度变迁的一大鲜明表现是：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旧文明戛然而止。

　　该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分析了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

　　我们现在知道了，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恰恰是“殷周革命”，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让华夏走出了神权的掌控，影响至今。

　　正面反面、有道无道、暴政仁政、暴君仁君……传统“封神”作品非黑即白的认知模式，显然无助于我们进一步抵达真相。

　　《封神第一部》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就在于它有意无意触及了历史的真实，尽管可能创作者的创作意图本不在此。

三

　　麓山君看完《封神第一部》，静而思之，觉得此片快慰者有三，遗憾者有五。

　　以工匠之心，复原场景，力求逼肖，此快慰者一也；

　　制作宏大、特效精良、展现中国电影工业制作的新实力，此快慰者二也；

　　沉潜有年，不求速效，所选演员多虎虎有生气，展现诚意，此快慰者三也。

　　所觉遗憾者，一是叙事不够丝滑，场景之间有拼凑之嫌；二是表演用力过猛，不够松弛，唯李雪健饰演的姬昌，举重若轻、举轻若重，最见张力；三是片面强调视觉感官，有唯视觉而视觉之嫌；四是交代不清，衔接不明，如狐妖为何要有殷家子孙之血才能解封，没有说明，令人费解；四是情节突兀，太过传奇，如姬发与人械斗，面临危机，伯邑考突然从千里之外的西岐出现，不合常理；最重要的是，整体上的文化厚度还不足，缺乏足够的震撼力。

　　比如片尾姬发从朝歌逃回西岐，蓬头垢面骑着白马，在茫茫原野中迎着落日晚霞狂奔，本来应该是最具情感震撼力，但是却不能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其根源就在于对“殷商革命”没有足够的历史认知，无法揭示出新旧两种文明即将要产生的强烈撞击。因而姬发的“回家”就不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四

　　我们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但是鲜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作品。取材于历史的众多文艺创作，总是容易陷入宫斗、权谋等戏说式的狭窄认知，不能在更高层面实现令人满意的突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们是否可以思考——对于历史题材的再创作，应该抱有一种怎样的文化视野，站位于一种怎样的文化高度？至少可以做一些新的努力。

　　比如，要善于从新的角度“讲故事”。讲好本民族的故事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讲好故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讲好故事的前提，是对故事有新的认知。

　　比如，要善于打通学术与大众的门槛。从文史哲的层面看，我们的学术研究在不断精进，不断产生出新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与大众是隔膜的。艺术创作有必要成为一座桥梁，提升大众的思维认知。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对于文艺创作而言，这种创新，显然是全方位的。（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胡兆红；校读：谈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