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年前“长沙龙”潜于白陶碗底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任波

　　龙既是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之一，又是神话传说中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兽，贯穿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那么，龙的最初形象是什么样的？在长沙最早什么时候出现？

　　正在长沙博物馆特展一厅举行的“发·现——长沙考古七十年成果巡礼”展，展出了一件1986年从长沙县南托乡大塘遗址（今天心区南托街道三兴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兽面纹白陶碗底。在这件距今约7000年的白陶碗底，刻有号称长沙地区经考古发现的“龙的最早的形象”，这引起前来观展的游客极大兴趣。

　　白陶碗底兽面纹就是早期龙纹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张大可介绍，1985年，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时，在长沙南郊南托大塘村发现了一处具有独立文化内涵的史前遗址。由于早年兴建湘江大坝，遗址大部分被破坏。1986年2月考古工作队对大塘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是一处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片和石器，白陶片上多有刻划或戳印纹饰，其中一件刻划有神秘兽面纹图案的白陶碗底，引起人们极大关注。这件白陶碗底直径5.4厘米，中央刻有兽面纹。

　　张大可说，这种兽面纹形象，流行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夏商周时期。湖南沅水流域的黔阳高庙文化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在高庙文化最早一批陶器上就已出现这种兽面纹。这批陶器的兽面纹应早于长沙大塘文化，且部分影响了长沙大塘文化。晚于高庙文化和长沙大塘文化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也流行在玉器上刻划兽面纹。之后，在商代青铜器上，这种兽面纹更是比比皆是。考古学上称之为“饕餮纹”。

　　李学勤先生明确指出，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就是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的前身，二者存在明显的演变关系。而黔阳高庙和长沙大塘的兽面纹，与良渚兽面纹的成图构思有颇多共通点，如黔阳高庙与长沙大塘的兽面纹多有凤鸟或简化鸟纹配伍协作，良渚兽面纹亦有这种配伍，只不过前者鸟纹一般较为形象，且多数为附属于兽面纹的独立纹饰，而后者的鸟纹多显抽象，且与兽面纹合为一体。

　　在中国传说中，饕餮为龙的第五个儿子，好饮食，故立于鼎盖，把饕餮纹释读为龙纹是可以成立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有一件龙纹铜盘，盘中央图案即为龙纹，龙纹的头部形象与商代铜器上的饕餮纹是完全一致的。这是饕餮为龙最直接的证据。

　　长沙南郊曾存在史前文化聚落群

　　在长沙博物馆展厅中，张大可指导记者认真观看南托大塘出土的这件白陶碗底。他指出，这件白陶碗明显并非生活实用器，而是祭祀使用的礼仪用器。它的性质由以下几点可以看出：一、兽面纹。兽面纹本身就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纹饰。二、兽面纹的位置。兽面纹位于碗底，纹饰本身是要给人看的，如果在碗底一般无法看到，只有将碗底倒扣或者将碗底举过头顶然后仰视方能看见。贺刚先生在《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一书中认为，现在的湘西地区还保留着将碗底倒扣举行宗教仪式的风俗，将碗底举过头顶后仰视碗底，可以更好表明对神的虔诚。

　　龙的形象从距今7000多年前的高庙文化、大塘文化衍生，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玉猪龙，良渚羽人乘龙神徽纹，再到夏商周时期的饕餮龙纹，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秦汉基本成型，即长角、尖耳、兽足，之后不断演变，略有差异。龙纹的演绎饱含了古人的智慧和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意识。关于龙的传说，几乎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

　　南托大塘遗址为长沙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且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年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塘遗址周边约40平方公里内的湘江东岸丘陵盆地区域，开展了史前及先秦时期遗址专项考古调查工作。考古工作者新发现了竹山湾、谭家老屋、新塘坪、回龙铺4处遗址，并确认了长沙南郊曾存在一处以大塘—窑塘遗址为中心的史前文化聚落群，南郊地区是史前长沙地区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