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司门口成灯市新天地，国货洋货玩具总动员

　　文/任大猛

　　玩具总动员，司门口乐翻天，热闹超过火宫殿

　　那些从晚清民初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踏着老长沙的麻石街巷，背着玩具，大吹竹哨，吸引小孩前来购买的小贩，在民国初期那些春节里，他们最后都准时聚集到长沙最繁华的街道——司门口。

　　一到春节，司门口街道两旁就摆满了“花花绿绿的灯和奇奇怪怪的各类玩具”。

　　司门口于是“以街为市”，在晚清民初，自发形成了长沙最大、最热闹，且唯一一处玩具大市场，并延续三四十余年之久。

　　这个玩具大市场的名字，在旧时被称作“司门口灯市”。顾名思义，它因春节、元宵期间出售彩灯、灯笼而得名。长沙本地纸扎业用上等绫绢扎成的各类寄托美好寓意的彩灯，以及用纸扎成的各类小孩玩的灯笼，如“丈多长的龙灯、精巧活动的走马灯、新颖的蛤蟆灯、飞机坦克灯”等等，无不聚集在司门口。

　　但实际上，后来的司门口灯市，在摊贩处出现更多的，却是各类玩具：“玩具摊担密密的，一层层摆设着，连人都挤不通;这些玩具有刀枪耀目、剑戟森严的各种木制武器，也有洋货的火药手枪、汽车模型、各种气球、假面具、假胡须，凡是适宜于小朋友的玩意儿，应有尽有，无美不备……”

　　每到春节临近，司门口便开始聚集玩具小贩，到农历正月初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整整半个月时间，司门口就是小贩聚集的海洋，孩子们欢闹的海洋，以及女人男人们牵着小孩来往穿梭的海洋。

　　各种中国传统玩具、日本玩具，甚至是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玩具，就在这里进行一场“玩具总动员”。

　　此时“因过年，小孩子们都有几个压岁钱，大人们的口袋里也比较充实”，当小孩子们结伴，或大人们带着小孩，在这充满春节气氛的司门口里，许多双小眼睛，自然会看着各种玩具发呆，“许多双小手就会伸进自己的钱袋”，或用央求的眼光望向父母。于是“他们在这里瞧瞧，那里看看，结果最后，他们从司门口，带着一大把玩具，捆扎而归，钱袋也算是如数解决了”。

　　据1937年2月16日长沙《力报》记载，春节期间，“到司门口去瞧吧，哪一个卖玩具的，不是张口笑;哪一个小朋友，不高高兴兴向司门口跑?要看年景，除了司门口，找不出第二个地方”。

　　民国春节时期，司门口因为玩具，因为灯市而热闹。当1930年7月27日红军攻打下长沙后，一度把司门口(现长沙市公安局地块)烧出一块空坪，后来，空坪就聚集起不少饮食小担，加之每年春节在司门口仍在举办的灯市，小孩在玩具间的欢闹，这块敞坪达到这座城市欢乐的高潮，因此有人认为，司门口的热闹，“大有取火宫殿而代之的趋势”。

　　氢气球，那么漂亮，为什么我们只能买猪腰泡圆球

　　民国时期的小朋友，也爱唱“新年到”的歌谣。

　　在司门口“灯市”，那些“用纸扎成，以竹为骨，以纸为体，上画五色，应白者涂白，应黑者画黑，此外，青红黄亦若是。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大有可观”的灯笼玩具，“每到夜晚，小贩以灯火置于各玩具之内，使其彩色透明，笔画显然，小儿见之，尤为怪异，无不争相购买”。

　　可以肯定，当年司门口陈列街道两旁，灯光照耀，如同白昼的新年灯笼，一定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眼光。

　　但一些来自东洋或西洋、“无不精巧美观”的“日本新出六子连火药手枪、氢(轻)气球及德国小活动电影”等种种新奇玩意，其实更加吸引小孩子们新奇的眼光。

　　1925年春节期间的长沙《大公报》毫不客气地在标题中指出：“司门口变成劣货大销场，日商哪得常常过年”，所谓“劣货”指的就是日货。在1925年春节期间，“司门口灯市，异常热闹，每日自朝至夕，游人拥挤，市货畅销，奇货中之名目繁多，而最能使妇孺乐购者，莫如玩具，故所列摊上，劣货(指日货)横陈，争相购买。闻在湘贩买此种货物者，只有日商小岭洋行及广货堂两家，连日以来，该系店铺货多告缺，所获甚丰云。”当年，司门口灯市，“所销玩具，以手枪、电火、气球为主。”而这三样玩具，均为日本玩具商制造。

　　1926年2月27日下午3时，也是春节期间，在司门口灯市，忽然就有一群手臂上悬挂有“雪耻会纠察队”的年轻人，闯到玩具大市场，他们将一些小孩子眼中看起来“精巧美观”的洋货，“当众拆毁，或掷地毁坏”。“灯市”中正有小贩手攥一把五彩氢(轻)气球。队员们，“随手夺下，放入空中，致五色气球，飞翔空际，煞是可观”。但事后“各摊担于纠察队去后，仍将箱内所有玩物取出摆售如故”。

　　这时，有几个大人牵着小孩，到另一群小贩手中购得染成红绿色的猪腰包圆球。这种猪腰包圆球也像刚才飞到空中去的气球一样，“以绳牵系，荡漾于空气中，随风飘摇，不曾坠落”。

　　这时，有个买了猪腰包圆球的小女孩问父母：“氢气球，那么漂亮，为什么我们只能买猪腰泡圆球?”

　　父母告诉她，那些好看的氢气球是“仇货”。我们不能让外国列强赚中国人的钱，再来侵略我们中国。

　　其实，早在1921年2月16日(正月初九)长沙《大公报》上，“湘老”就讲到这类的观点。湘老“由司门口经过，一些卖玩具的摆在两边，端的红红绿绿，看个眼花!我也想买几件送给我朋友的小孩子，过细一看，却又没有下手的处所!何以呢?因为虽有这么多的玩具，而能合我的意思的觉得很少”，因为，一种是外国的。“外国做来的儿童玩具，半是合于物理、生物两方面的，就有所谓火车、飞艇、氢(轻)气球、蜻蜓、甲虫等类的玩具，我觉得有些很奇巧而美观，可以买来把小孩子玩玩，但我的脑筋中间，还留有‘仇货’两个字，所以我不忍把这几个铜元送给他。”

　　同时，湘老也觉得司门口灯市出现的本国玩具，多数是纸扎，没有太多意思，且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龙灯上画着大总统、省长、海陆军上将，无非是教小孩子做官，充满“官僚思想”;而新式快枪、指挥刀、马刀，“却又像教小孩子招兵买马，充满武人思想，中国当前不就是被武人所害”;至于古式刀枪戈矛及胡须，却又无非是一种“复古思想”;至于罗汉、面具，则又“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教人戴着假面具，充满“虚伪思想”……

　　长沙《大公报》上所载的湘老说法，代表了一种在中国积弱积贫、“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中，那些忧心忡忡，“想得太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主流思想。谢觉哉在1921年年初的日记中也写下，他经过司门口灯市，看到不少中国或外国的玩具，也流露了与湘老相同的忧思。

　　玩具，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其实就是小孩子们玩耍的“恩物”，本来就该让小孩子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去玩耍，何况是在祥和的春节期间，孰料，在当年它们竟因一群大人们的爱国忧思，竟让孩子们在一堆堆玩具前，似乎已有了不堪承受之重。

　　司门口归来的小孩们，骑绿马持红灯，飞驰街途，恭贺新春

　　好在当年长沙的孩子们，内心纯净，他们仍葆有作为儿童的天真和纯洁。他们拥有自己的世界和想法，因此他们在童戏中，时常显出无忧无虑的快乐。

　　1919年春节长沙《大公报》载：当年春节，从司门口灯市买得玩具归来的小孩们，“每至夜间，群儿聚集一处，或吹响洋铁号，或负枪背刀，或持灯笼，结队游行，呐喊不置，洵趣事也。”

　　1931年和1933年《湖南国民日报》分别记载当年元宵节的情景时说，小孩子们从司门口归来，1933年元宵那天“下午六时许，全市儿童骑绿马，持红灯，相率过市。又有持金鱼、狮子之类纱灯者，三五成群，恭喜喧哗之声，不绝于耳”;1933年元宵，本市儿童，成群结队，手提各色花灯，飞驰街途，“且有燃放各种花炮，火花四射，通宵达旦”。

　　其实，不论任何时代，不论任何艰险时世，大人们的辛劳与付出，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未来——让我们的孩子享有美好的生活，无忧无负担的童年。至少，在每年新年到来之际，父母们应当尽其最大努力，保证孩子们享有快乐的权利。让他们获得开心的玩具，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