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校里的“长沙范”什么样？

　　当下正处于各大、中学招生录取时节。7月下旬以来，一场“7个想不到：民国名校里的‘长沙范’”展览在长沙市图书馆三楼开展，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纷纷赞叹长沙是一座教育之城、开放之城……

　　20世纪初，长沙教育是全国的翘楚，结合湖湘思想的“新式”教育充分采用了中西合璧、博采众长的教学模式，形成了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以梁启超题写校训的大麓中学等一批学校迅速扩展……

　　鲁迅写文章称赞，从长沙走出的女生是“中国女子的勇毅”

　　此次展出的都是长沙市档案馆馆藏的、不可多得的长沙教育类档案珍品。展览采用古今对照、由点及面的方式，从教育理念、教学管理、名校风貌、职业教育等7个方面重温了民国长沙名校记忆，再现了民国长沙教育的繁荣景象。许多市民前来参观，从中寻找母校的记忆。

　　民国时期，长沙名校大学有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湘雅医学院、第一师范，中学有广益学校、湖南省立一中、长郡中学、明德中学、周南女中、雅礼中学、兑泽中学、广雅中学、行素中学、大麓中学、岳麓中学、福湘女中、妙高峰中学、艺芳女中、岳云中学、楚怡学校、修业学校，还有一所专门为残疾人创办的湖南盲哑学校。这些学校校名有的沿用至今，如长郡中学、雅礼中学，但有的学校经过合并等，如今已不复存在。如大麓中学，几经变迁，改为长沙市九中，后来长沙市九中又与市二十二中学合并，成为了今天的天心区第一中学。

　　“湘水兮泱泱，湘山兮簇簇。士济跄兮如雷，弦诵雝雝兮大麓。大麓树人如树木，灌溉扶持宏化育。青年为学如为山，日就月将朝气足……”想象一下：当一个青年学子唱着如今看来很是拗口的校歌踏进校园时，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但这确实是民国早年长沙最有名的中学大麓中学的校歌。那个时候，长沙的名校大都有如此“难懂难唱”的校歌。

　　文史专家陈先枢专门辑录了“民国时期长沙名校校歌”，这些校歌内容最为彰显的一点就是，各校都注重把学生培养成材、成人，或许是没有太大的升学压力这些外在因素，其教学模式完全兼具中西特色，教学方式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对于考试成绩却似乎并不是很在意。

　　很多人都读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人们记住了刘和珍。但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还写到了两个从湖南省立一中（稻田中学）走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杨德群和张静淑。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游行抗议日本军舰炮击中国大沽口，刘和珍被前来镇压的军警击中倒地不起，“沉勇而友爱”的湖南妹子张静淑、杨德群相继去帮扶刘和珍，结果，杨德群被军警击中牺牲，张静淑中弹负伤。“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当时的湖南省立一中成为了女性解放的先锋，很多女生毅然决然地剪成短发，穿着斜印有校名的校服，大胆地行走在街头。更为“出格”的是，从该校毕业的曾宪植、谢冰莹等几位女生“破天荒”地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六期），成为了“中国第一女兵”，难怪，鲁迅称赞杨德群和张静淑是“中国女子的勇毅”！

　　长沙学子和士人热衷于创办学校，各校大都办得有声有色

　　是次展览，引人瞩目的是一本《大麓中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册》。由辛亥革命元勋周震鳞题签的该纪念专册刊印于1936年，专为纪念大麓中学十五周年校庆而推出，内容涉及校训、校歌、各界题词、校长序、论著、学校纪事报告、师生名录、学生文艺作品、附录等，共厚厚的338页，系统而全面地记录了该校的状况。

　　翻开“纪念专册”，不觉令人惊奇！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作序，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祝词，著名报人张平子作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时任行政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教育部长王世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长沙市长何元文，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原国货陈列馆馆长刘廷芳，省建设厅长余籍传等为该纪念册题词，真如大麓中学校歌所云：“士济跄兮如云，大麓光华长煜煜。”

　　始建于1921年的大麓中学，由湖南高等学堂校友会创议开办，聘请周震鳞为名誉董事，雷铸寰为校长，任凯南为校董、主持教务，周震鳞是辛亥革命元勋，雷铸寰、任凯南两人都是鼎鼎有名的教育家，先后出任过湖南大学校长。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大麓中学的名校地位。根据“纪念专册”里的照片可以看出，大麓中学校舍非常宏伟，校园内建有中西合璧的科学馆，这在当时的学校中较为鲜见。

　　那时，长沙学子和士人不仅热衷于创办学校，而且各校大都办得有声有色。在大麓中学创办之前，长沙已有一所民间创办的名校，那就是湖南私立广雅中学。广雅中学是长沙市第七中学前身之一，是雅礼大学毕业同学会于1916年创办，1925年8月10日呈准教育部立案，定名为湖南私立广雅中学。

　　几经迁徙，在丝茅冲新建的广雅中学是当时长沙城里最豪华的学校，校园面积超过全市各中等学校。除了教学大楼之外，还自购校车，设立电厂。此外更有游泳池、科学馆、健身房、大运动场、球场、花园、果园、菜园、林场、荷池、鱼池等，可见广雅中学从一开始就是培养学生成人。

　　说起大麓中学的创办，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据任凯南所撰《大麓学校校史之第一页》记载，1920年4月，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曾留学日本、英国，是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任凯南自英国回到长沙，湖南高等学堂校友会几位昔日同窗好友为任凯南接风洗尘，就在这次聚会上，学子们乘机纷纷商议开办学校之事。随后开始筹集经费，“10月募款有成，遂以为开办费，次第草拟章程，禀请立案，佃犁头后街房屋置办校具。大麓校之开办第一二年内所招班次均为补习生，校具苟简，房屋狭隘，至下期移居西园谭宅，但新增校具不足以容新来之学子。”

　　据陈先枢介绍，任凯南曾担任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兼省图书馆馆长，后来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任凯南潜心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其经济学造诣与马寅初齐名，在当时有‘南任北马’之称，他一生自奉菲薄，薪俸之余，多资助他人读书。”

　　有了像任凯南这样倾心教育的人士主持，大麓中学迅速得到发展。1922年7月，大麓中学由时务学堂、求实书院、高等学堂三校校友会接办。这年秋天，大麓开始招收正式中学生，刚开始由于受到设备与校舍的限制，不足以大力发展，每年秋季新开学时只添招一个班，以便循序渐进。1927年冬，呈请中央大学院立案，学校获得了空前发展，记者从“纪念专册”看到，“历届教职员一览表”中就有国文教员有王啸苏，数学教员有任邦柱、地理教员傅角今、历史教员黄士衡、英语教员廖六如等，这些教员均是那个时代响当当的专家。

　　学校集中地的城北，经常上演“雅礼男”与“福湘女”的“香艳故事”

　　受广益中学和大麓中学等的启发，这个时期的长沙学校真还有点“雨后春笋”般的气象。

　　1935年，湖南省教育厅通过了《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等文件，长沙被公认为有着中国最好的学校和教育。这些星罗棋布在长沙各街巷的学校，或以人名、或以校址命名，点缀着这座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城市。

　　在城东，有位于马王街桂花井的修业学校和位于储英园的楚怡学校；在城南，有民国第一总理熊希龄任董事长的孔道学校；在城西，有湖南大学和省立高级农业学校以及省立第四职业学校，这些学校的专业设置，现在很多人都难以想到，不但设有农、林专业，还设有畜牧、兽医等专业。

　　不过，学校最集中的地方却是城北。除了明德中学、周南中学外，还有几所各有特色的学校，如兴汉门的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它办的艺术师范、缝纫等学科，曾得到刘海粟大师的推荐；而今，中山西路还在，但有“湖南模范平民学校”之誉的民范女校不见了，据说它在大清银行旧址上建有四层楼高的教学楼，在校女生超过400人。

　　1935年，雅礼中学还在麻园岭，雅礼校名来自《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位于不远处长春巷的福湘女子中学，和雅礼中学一样，福湘女子中学同为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这所中学的校服是很“讲究”的，女生一律穿着白衣黑长裙，骄傲得像公主。有趣的是，雅礼中学的男生校服也不逊色，当雅礼中学的男生穿着早上从枕头下拿出、压有刀子样线痕的笔挺校服风度翩翩地打福湘女子中学经过时，那些“骄傲的公主”也情不自禁地偷偷打量。当时，长沙街上有“雅礼的哥哥，福湘的嫂子”的说法，为此，这一带经常有人在此流连，就为了一睹“雅礼男”与“福湘女”之间的“香艳故事”。

　　位于荷花池有所兑泽中学，有学生800多名。这校名取自《易·说卦传》“兑为泽”，有“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内涵。离此不远的局关祠有所艺芳女子中学，校名则来自创办人曾宝荪校长的祖母郭筠所居的艺芳馆，郭为曾国藩的大儿媳。

　　位于熙宁街广益中学，1935年是它的鼎盛时期。时任校长任邦柱，是全省有影响力的校长，也是著名的数学老师，外号“任三角”。这年他不幸病故，《大公报》以头号大字标题“广益校长任邦柱先生逝世——湖南教育界殒一巨星”报道。

　　城北还有两所校址与学校都在，但校名不在了的学校。一是北正街教堂后的三一小学；另一所也是教会学校，位于盐仓街，一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当校长，他有个中国名字：白治文。据说白校长长沙话说得极溜刷，但此人却不识汉字，说来也是奇人一个。

　　素来与长沙教育有缘的梁启超大笔一挥，给大麓中学题写了校训

　　这一时期，最为精彩的一笔就是梁启超专门为大麓中学题写了“自强不息”的校训。被黄遵宪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集各大家于一身的人物，他专门为一所中学题写校训并不多见。

　　不过，自认为立身行志深受曾国藩、左宗棠等几位湖南人影响的梁启超素来对湖南深有好感，且与长沙教育特别有缘。

　　1895年7月，在外漫游多年的谭嗣同致函欧阳中鹄，以为中国变法必先从改变知识人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次年，王先谦联络湖南乡绅黄自元、张雨珊、蒋德钧、熊希龄等办实业，兴学堂，并争取湖南巡抚陈宝箴资助三万两。是年底，陈宝箴批准王先谦等人的计划，并将之命名为“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成立后，王先谦、蒋德钧等人退出，唐才常接手，之后邀请谭嗣同、黄遵宪等参与其事。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向陈宝箴和江标极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翻译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

　　时年25岁的梁启超是《时务报》的台柱子，也是知识界、思想界执牛耳和开风气之人，能够将他请来主持学政，是湖南的莫大荣誉。黄遵宪1897年9月9日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以《时务报》合伙人身份向汪介绍了湖南新政进展，尤其是时务学堂的情形，以为“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劝汪从维新大局考虑，放梁、李二人来湘。与此同时，与梁启超、汪康年有着各种关系的湖南知识人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建言，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放梁、李入湘，他们不惜“蛮拉硬作”。

　　对于湖南的邀请，梁启超很有兴趣。早在1896年北京强学会被查封后，梁就有入湘开拓新天地的想法。还在梁启超尚未入湘时，他就在上海参照康有为在长兴里和万木草堂的办学经验为时务学堂拟定了章程。到长沙后，梁启超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共十章，以此作为办学原则，内容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

　　梁启超到达长沙时，受到长沙各界热烈欢迎，各界对梁启超入湘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诸人倾服，自是实事”。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情形开始急剧变化，梁启超不得不遗憾地被迫离开了长沙。

　　1921年，梁启超从客居的天津出发，开启了全国讲学之旅。第二年8月，梁到了湖北武昌，湖南省教育会闻讯后，紧急致函当时的省政府主席赵恒锡，要求邀请梁启超来长沙讲学，获得了同意。

　　这年8月31日，梁启超来到了长沙，当日下午4点，梁启超不顾旅途劳顿，在长沙第一中学作了《什么是新文化》的讲演。当年来时务学堂时梁启超25岁，如今却已是50岁的人了，光阴荏苒，一生的中心点都在长沙，梁启超不禁感慨万千。不过，看到下面学生的风貌，不觉大赞“今日学生与25年时务学堂之学生一样生机勃勃”！

　　第二日上午，梁启超由接着举办了一次演讲，午餐后，梁启超到大麓中学与时务、求实、高等三校校友座谈。这天，梁启超颇为兴奋，他对任凯南等校友以振兴教育为己任，创办大麓中学等甚为高兴，勉励任凯南务必将大麓中学办成一所“以时务之精神与现代之教法结合成一”的理想学校……说着说着，梁启超主动要求拿笔墨来，欣然给刚刚创办不足一年的大麓中学题写了“自强不息”的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