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一流”长沙时务学堂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长沙晚报首席记者 宁莎鸥

　　前段时间，轰轰烈烈的“双一流”高校评选聚焦全国目光，湖南有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所大学跻身“双一流”。其实早在19世纪末，湖南就开办了一所学堂，聚天下之名师，汇湖湘之英才，从这所学堂走出的学生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这就是“时务学堂”。本月25日，适逢时务学堂120周年纪念大会，全国各地相关学者齐聚长沙，缅怀、研究这所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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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人取40人，考时务学堂堪比今天考清华北大

　　长沙市内的三贵街，是一条很普通的老街，宽不过5米，长不过数十米。清朝废除科举制后的第一个学堂——时务学堂就诞生于此。

　　长沙时务学堂开始筹办于1897年初。当时，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与张祖同、蒋德钧、熊希龄等士绅筹议成立宝善成制造公司，同时“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这一动议得到了陈宝箴、黄遵宪等开明官僚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重视和支持。当年9月，《知新报》刊发了《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

　　时务者，指时代重大要务或客观形势，时务学堂研究会秘书长陈家书介绍说：“时务学堂的得名众说纷纭，一说是因为梁启超曾在上海创办过《时务报》，后来梁受邀出任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学堂因此沿用此名。”

　　当时所谓之时务，其中有一重要内容是“实业救国”，因此时务学堂兴办的一大初衷是培养机械、制造业等领域的高级技术人才，这点从发起者成立宝善成制造公司，“顺道”提出开设学堂的时间节点就可见一斑。时人讲究“中体西用”，西学属于“用”的领域，多主张学习“技术”。后来学堂的教习与师生共同引入了西方民主进步思想，时务学堂的发展虽然稍微背离了创办者的初衷，但成为维新思想诞生和发展的重要空间。

　　时务学堂的开办当年是震动湖湘的大事。1897年9月17日，陈宝箴在《湘学新报》上刊发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并将这一考示贴满了省城长沙的大街小巷。此时恰逢清廷三年一届的“秋闱”乡试，参考的学生将这个消息带到了湖南各地。7天之后的录取考试，全省各州府共有4000多名学生齐聚长沙，来争夺宝贵的40名入学名额。

　　仅从录取人数来看，当年考取时务学堂的难度不亚于如今考取清华北大等名校。如果如今上名校的学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的话，当年时务学堂的录取考生可谓精英中的精英。更“可怕”的是，被时务学堂录取并不代表能高枕无忧。到了第二年4月，还要进行“末位淘汰”。教习们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淘汰了13人，最后仅剩下27人。

　　时务学堂之后还进行过两次招生，具体的报考人数未见记载，不过录取人数也不过四五十人之数，难度同样不低。第二次出的作文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第三次招考是由皮锡瑞和谭嗣同拟定的作文题目《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汉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后》。考生答题需有独到观点，否则将与时务学堂无缘。

　　时务学堂创办之时，清朝翰林熊希龄被任命为学堂总理(校长)，任命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任命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时务学堂虽一共只招收了120多名学生，但人才辈出，其中出了蔡锷、林圭、田邦璇、杨安人等将领，以及范旭东等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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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专制起义倒袁斗争，师生“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时务学堂起于维新变法之时，也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办，总共不过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就在这一年时间之内，时务学堂留下了自己光辉的痕迹。有学者称赞时务学堂师生“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时务学堂学生、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就说过：“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力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由此观之，在1900反对清政府慈禧专政以及1904年反对袁世凯复辟这两件大事上，时务学堂师生可谓“中国之脊梁”。

　　戊戌变法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周宏业、唐才质、李渭贤、陈为鐄、朱茂芸等先后辗转去到日本，加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东京大同学校。

　　教习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寻求救国之路。第二年，他在长江中下游组建自立军，计划分别在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处武装起义。这一消息在学生中间传开，吸引了林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锷、石陶钧、唐才质等人的回归，他们加入自立军，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林圭和唐才常在汉口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担任自立军军中统领，但因为事机不密，起义失败，两人在武昌就义，年仅25岁。

　　和林圭同时被捕就义的还有田邦璇和李炳寰。李炳寰是时务学堂一班学生，自立军起义，他任汉口军中文案，办理总机关文牍事务，1900年，总机关破获，他也未能幸免。田邦璇在该起义中往来湘鄂，任自立军后军统领，联络同志，协助筹款，负责安庆一路的起义发动，他还将在时务学堂上学的弟弟田邦玙也带着一同加入自立军，奈何事情败露。

　　1898年春入学时务学堂的蔡钟浩也加入了这次起义，他和一班上学的弟弟蔡钟沅一起，在汉口协助林圭组织中军，在常德筹划响应，汉口总机关破获后，他就义于长沙。

　　这次起义失败后，有人曾统计参加该活动的时务学堂学生有名可考的就有20多人，首批学生占多数。而在1919年，毛泽东曾评价，“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在这次起义中幸存的秦力山、蔡锷、石陶钧等又投入到接下来的各种民主革命中。

　　而在随后的倒袁斗争中，时务学堂师生也是主力。梁启超当时就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写了文章《亦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措词强烈地谴责袁氏。袁世凯立即派人找到梁启超，拿出了二十万元大洋要梁启超放弃发表文章。梁启超坚决地拒绝了，并在袁世凯称帝达到巅峰的时候，发表了这篇“讨袁檄文”，犹如震雷，举国震撼。

　　梁启超后来找到原来时务学堂学生蔡锷合作反袁，两人一文一武，为护国反帝制贡献自己的力量。1915年底，蔡锷辗转回到了云南，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争人格。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参加了反袁斗争。

　　时务学堂里除了走出一批为革命奋斗的军事人才，还有像范源濂、杨树达、李肖聃等教育学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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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同学问”，先有时务学堂后有湖湘近现代教育

　　以现在的眼光来追根溯源，开办于1897年的长沙时务学堂，甚至比之后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都早，也有学者把它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它的创办是旧式书院制度向近代学堂制度转变的开端，可以说是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奠基者。

　　陈家书认为，时务学堂对于教育的贡献很大，重要的有以下三点：一来改革了教育制度;二来转变了教育目的;三者创造了新的教育方式。

　　陈家书说：“过去的书院，老师在台上讲经，台下有成百甚至几百人在听。而时务学堂创立了分班制，由大书院分割成小班，教学效果有显著提升，此外，教学的内容也得到了革新，旧时学堂不过讲经史子集，而时务学堂以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将英文纳入了教学内容。当时全社会知识分子都向往维新，学习西方民主进步思想，教授英文一是顺应时代发展之举，也是增添了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语言工具。”

　　时务学堂兴办之前，读书为什么?为了科举，为了入仕，而时务学堂教育的目的，则是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安身立命的技能。陈家书说：“从时务学堂学成出去，你是可以当老师的，可以做工程师的，从时务学堂走出了一大批军事家、革命家、教育家和实业家这点就可以得到证明。用现在的概念来说，时务学堂把以科举为导向改变成了以就业为导向，这显然更接近近现代教育的本意。”

　　时务学堂的教育方式也相当融洽民主，老师在讲台上授课，学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梁启超1922年重回长沙，回忆时务学堂时就表示：“我觉得于湖南教育，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味，联合各方面来做事。”

　　梁启超在这次讲话时评论当时流行的教育方式称：“现在的学校，表面虽好，却如做买卖的杂货店，教职工是卖货者，学生是买货者，师弟间不发生关系，造就一般水平线的人才即可，要想造就特别人才，是难能的。”而谈到时务学堂时却说：“师弟同学问精神结合联成一气，可以养成领袖人才，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希望以后的湖南教育界注意现在时事的需要，采取新式的完备的办法，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一褒一贬之间，彰显了梁公的喜好，也显示出时务学堂教育方式的难能可贵。

　　陈家书说：“梁公所谓‘师弟同学问精神结合联成一气’，近似于自由讨论的教学方式，现在看来是不是很像英美的大学教育方式。他足迹只到过日本，并未去过英美，而却创造性的开创了这样先进的方式，教育理念可谓是相当超前的。”

　　时务学堂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可以说，时务学堂是如今双一流大学湖南大学重要的源流之一，其教育理念深远影响着以湖南大学为代表的湖湘高校。

　　时务学堂为什么会诞生在长沙?

　　忘热

　　说来或许有些奇怪，民国以来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大概一直如此：身居内陆，既非最开放，也非最发达，何以这样一所“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学府会诞生于长沙了?

　　翻阅历史，这应该与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按察使黄遵宪的开明程度不无关系，但陈家书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埋在湖南人的血液里。

　　“无湘不成军”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俗语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可见湖南人根子里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的。陈家书说：“当时新式学堂、学社不独时务学堂一家，但论戊戌变法中的贡献程度、为国捐躯的人数未有能与时务学堂相比者。因为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革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参与革命或许是他们的资本、光环，而对时务学堂师生来说，人生是革命的一部分，他们生来是不惮为革命为国家捐躯的。这正是湖湘学人敢为天下先，勇于担当的精神。”

　　“我认为时务学堂诞生在湖南不是偶然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来自广东，西文总教习李维格来自上海，应该说上海和广东是比长沙更开放、更发达的地区，但只有长沙人独有的气势，才吸引两位来到长沙。我们博采发达地区之长，但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胆气却只有在长沙才最浓烈。”陈家书说。

　　时务学堂以降，湖南还孕育出了蔡锷、毛泽东等无数仁人志士，时务学堂传递的这种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至今仍影响着湖湘学人。

　　梁启超题写“时务学堂故址”始末

　　长沙三贵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它曾是一代重臣刘权之宰相的旧宅。刘权之是长沙人，在乾隆嘉庆年间为官50余年，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协力大学士、兵部尚书等。70岁荣归故里。他居住的那地方取名为三贵街(刘权之有兄弟三人)。

　　时务学堂最初选址在长沙北门外侯家垅，未建好之前暂定于原刘权之的故宅。时务学堂仅办了不到一年便被迫停办，所以时务学堂的故址就是原刘权之的故宅。刘家在乾隆、嘉庆年间曾盛极一时，到光绪年间便人去楼空，房主已换为益阳人周桂午(历史学家周谷成的族祖父)。谭嗣同与唐才常因创办时务学堂，便佃下了该处房屋。

　　戊戌维新后25年(1922年)，梁启超到湖北武汉去，特意转道长沙，匆匆停留两天，在长沙的这两天中，大小演讲和宴会上，梁启超几乎每一次都要提到长沙的时务学堂。当时时务学堂已归湘潭一个姓言的老板，变成了泰豫旅馆。梁启超“访时务学堂旧址，寻得其二十五年前曾住之室，拍一小影，遂至暑期学校，书‘时务学堂故址’数字，请仇、唐刊在该处(指泰豫旅馆)”。(见1922年9月1日长沙《大公报》之《梁任公到湘第一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吴天任著《梁启超年谱长编》)

　　抗战期间，长沙城几乎毁于“文夕大火”，时务学堂也难逃劫数，成了废墟一片。幸得言老板在大火前夕将梁启超亲题的“时务学堂故址”墨宝转藏于湘潭才得以幸免。

　　时务学堂旧址是一块宝地，自然会有识宝的人来相中它，这个人就是陈云章。

　　陈云章1911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为辛亥革命的同龄人。他接受传统的教育，年青时便立志报国。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省第九职业学校校长兼常德《新潮日报》社社长，是一个民族感很强的人。他耳闻目睹日寇的种种暴行，深恶痛绝。他利用报纸积极宣传抗日，带领全社人员到民间募捐20余万元，发放到常德守城的几千官兵手中。

　　抗战胜利后，陈云章在实业先驱李烛尘、范旭东等老前辈的影响和指点下，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45年，陈云章将学校委托他人管理，自己带领一部分人员来长沙筹办中原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他用1.2万元买下了占地8亩的时务学堂旧址，在废墟上兴建三栋红砖洋楼，中间留出一大块地方准备建造中原大厦。

　　言老板去世后，陈云章打听到梁启超的题字“时务学堂故址”在言老板的儿子手中，即以40担米买下了梁启超的手迹。后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岳麓书院时，陈云章将这幅字捐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至今这幅字仍对外展示。

　　陈云章后人也一直与时务学堂结缘，其四子陈家书如今就一直在打理时务学堂时务，并担任时务学堂研究会秘书长一职。 宁莎鸥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