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的湖大记忆

　　近期热映的影片《无问西东》讲述了四代人，四个故事。其中沈光耀来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就读，简陋的教室甚至抵挡不住一场暴雨的袭击，学生们听不清老师的声音，全班只能静坐听雨的场景，让人的记忆又回到那段艰苦卓绝、砥砺学行的烽烟岁月。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而西南联大的前身，便是由抗日战争爆发后，搬迁到长沙的清华、北大和南开共同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临大”）。

　　1937年7月7日当天，湖南大学刚刚获批改为国立，成为第十五所国立大学。当晚，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那一刻起，湖南大学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千年学府的命运再一次与国家民族紧紧相连。

　　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参与临大筹备；湖大还接收了来自战区的流亡学生和遭驱回国的留日学生共300馀人借读，用立德树人的事业赓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树起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本文通过大量的史料，再现当时的情景，为大家开启那段 ——“无问西东”的湖大记忆

　　暂驻足衡山湘水

　　为使抗战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致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国民政府决定筹设若干所临时大学。

　　1937年9月，教育部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长沙临大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筹备主委，指派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大校长皮宗石、教育部次长周炳琳、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中研院代表傅斯年、北大教授胡适、南开教授何廉、清华教授顾毓琇等为委员。

　　经过紧张筹备，长沙临大于11月1日正式上课。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临大共设有文、理、工、法商等四个学院，其中理学院和工学院二、三年级学生大都在湖大借读。

　　临时大学为何选址长沙？当时在临大就读的张起钧曾回忆：“临时大学设于长沙，何以选定此地，吾人不知，但有一个我们知道的因素，乃是清华与湖大的关系。那时北方时局日紧，清华当局早有戒心，新购的图书、仪器等物，就决定不运北平，而都暂借存于湖南长沙城外岳麓山的湖南大学，现在正式离平设校，就一搭两便，选定在长沙了。不过，地点虽选的是长沙，校舍却没用湖大，试问湖大哪里可以平空另容三个学校？那时恰好在小吴门外韭菜园有一座美国圣经书院是空着的，于是就租用这一学校，连同其在南岳白龙潭的分院校舍，学校办公处所及理、工、法三院，以及这三院的单身教授，都住在这韭菜园圣经书院的院本部。而文学院，包括教授们，都远去衡山南岳，住在白龙潭圣经书院的分部。”至于图书仪器方面，“实验只能作些简单的，有许多处是藉重湖南大学。”

　　南开大学一位名叫云镇的学生，由天津乘船赴青岛，在青岛火车站遇到陈寅恪先生同行南下，由胶济路往济南，复从徐州转陇海路过郑州，再经武汉而抵长沙。他在《津湘滇求学记》一文中描述了在湖大的借读生活。

　　“由长沙到湖南大学要过湘江的水陆洲，由灵官渡过江，湖南大学就是朱熹夫子主讲的岳麓书院。该校是在山脚之下，我们住在八字墙宿舍，每人每月由学校领法币六元，除理发洗澡外就是包饭费，一日三餐，抗战初期湖南物价尚称平稳，三角钱的客饭，会给你炒一大盘肉丝。在宿舍每到开饭，工友叫一声“呷饭克喽！”大家即向饭厅集合用餐。如果因事进城返校时已错过开饭时间，可以到厨房要一碗米浆就豆豉炒辣椒，免费供应。平时零食喜食花生——“大红袍”及凉薯。湖南人脾气倔，举例来说，在路上正值下雨以车代步，拉车的人，身披蓑衣头上包着头，足套雨靴，一手持伞，一手握车把，在石板的路上，行似蜗牛。据说有一次蒋梦麟先生坐车因要赶时间开会，说：‘请你拉快点！’结果惹恼了此人，将车把地上一放说：‘你要快，你来拉我！’这点表示他有不可轻侮的尊严，倒亦未可厚非的。

　　岳麓山下有一爱晚亭，风景颇美，靠校区后面还有一座麓山寺碑，是大书家李北海的杰作。上山不远有黄兴先生及蔡锷（松坡）将军纪念馆，又有一新建墓地为某将军墓，都是我们跑警报常去的地方，坐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敌机在城中上空的活动。当时南京首都沦陷，长沙亦感到不是安居之地，所以在此借读一学期不及三个月，学校即计划迁滇，并奉命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清华大学张华俊本是1937级（民国时期的大学以“级”为别，如1933年入学，1937年毕业，则称1937级，不称1937届。）因颠沛流离，不仅1937级功课未能及时学完，就连1938级课程也未能学完，到长沙后只能同1939级一起学习。临大决定，把1939级同学分配到湖大工学院借读。

　　学生如此，先生亦然。清华杨树达教授先于5月只身返乡探父，皮宗石校长登门请他留任湖大教授，杨先生“以父病乃慢性病，秋冬决无法北行，诺之。”七七之后，其眷属始于7月底脱离危城，回长团聚。杨先生遂于8月致函清华请假获准，正式移席湖大。孰料不久，清华即迁来长沙。“王云五来湘，招饮于曲园，遇梅月涵（贻琦）、赵元任、袁守和、徐森玉等。”“在岳麓山遇梁思成夫妇。”“晤闻一多，告余近读《楚辞》新得。”与故友在麓山下重逢的记载，频频见于他的日记。

　　清华浦薛凤教授未携家眷，独自来湘。授课余暇，他经常到湖大访友游山，以抒苦闷。第一次见到橘树使他兴奋，不让香山红叶的岳麓红枫更令他感慨。登上天心阁，他写下“独到天心望日落，何时汉月照清华”的诗句，盖由天心阁联想到万寿山的龙王庙，由夕照景色而想到清华夜景。“盆菊虽好，无心赏玩，秋光纵美，只觉思家。独居长沙，痛苦万分。”透过他的笔端，我们感受到一代学人被迫播迁湖湘的悲愤与达观。

　　“湘江入秋水浅，冬来愈甚。渡江登岳麓山本须乘舟两次，即水陆洲两边排渡各一次。及水浅沙出，江断数片。于是向渡两次，今则须三次四次，人多拥挤，大成问题。予有一次游山，来去在江边等侯渡船，各费一二小时之久。清华建筑在岳麓山之麓左家垅附近，曾去数次。则见巍巍然三座洋楼，轮廓已具，无数工人，正在进行工作。然而不久即感材料缺乏，不能如期竣工，即使竣工，亦不能用。盖局势逼迫，湘垣非久居之地。乱世兴工动土，大非所宜。当初多设分校之议，予本赞成，但地点早应设在川滇一带。犹忆当年评议会中讨论此题，予力言长沙不宜，恐一旦战事发生，即行吃紧。但廷黻则力主此地，馀亦附和。不幸今竟不能使用。岳麓山风景不恶，秋天红叶，不让玉泉山一带，令我每游一回，多一次深切感慨。

　　湖南大学位置优胜，靠山面水，脱离尘俗。予门人吴世英新近归国，在此执教。每次游山，大概总在孔恒兴号午膳，有家园风味。店主东女儿，颇饶姿色，善于招待，故游者趋赴。实则山麓只有此一家饭店像样。予初到长沙，即闻“孔家店”之名。盖好事者呼为孔家店，临大之中无人不知。有一次与（刘）觉民两人且在孔恒兴号新娘房中进膳一次。盖客座告满，久立无机会，忽来一位女郎，招入内室，视之则傢俱陈设喜联等等，一切均是新婚当日式样。遂即在八仙桌上对坐进膳，由此位新娘亲自侍奉。足征湖南女子，较外面开通。长沙橘子极多，价亦甚廉。岳麓山畔且有橘园，橘子树实为予生平第一次见到。绿叶红实，状至鲜艳。长沙并产地瓜，一名凉薯，质地在梨与山芋之间，水份极多，鲜嫩可口；惟有一种气味，类似生花生，有人不喜，予则视为佳品。”

　　某日，在空军供职的清华校友周思信来到长沙，浦薛凤约他与马约翰、施嘉炀、王化成等临大教授同游岳麓，他们们讨论了我国空军的状况。浦薛凤写道：“因伊地位关系，不愿问其实数。予仅曰在庐山谈话会时，闻吾空军精锐达五百，恐尚非事实，大约三百架总有。伊默然无语良久，始摇其首，嗣后始知能升空格斗或投弹之飞机数目，远在一般常人所习知所猜想之下。”

　　这次游山，他还留了和马约翰攀折红叶的逸事：“予与马师本有意折红叶稍许，苦无佳者。有之则高攀莫及。几失望矣，忽见道旁深谷内有枫树一株，红叶肥硕而鲜艳，乃掇步而下。既至树底，苦不能及。予乃解下皮袴带，向上钩引，不料马先生用力过猛，枝未折而带已断。不得已由伊站立予肩上，攀得一技，付予掌握，跃下折断，彼此分持。途次士女见吾两人之枝头红叶，莫不羡美，技朽来索二一叶者。”

　　浦薛凤笔下的孔恒兴号，是湖大门首的一家饭铺。老板孔兰生，自清末到书院服务，即定居麓山并开此小店，湖大一舍的伙食也由他承包。孔家店原本没有招牌，但贴有一副门联：“是圣人裔，结名山缘”，长沙的士人和学者都耳熟能详。孔老板为人通达，对湖大穷学生的赊账从不在乎，有些欠债的学生在毕业工作多年后，才到孔家店了清债务。名记者严怪愚从湖大毕业时的题辞赠言，“一溜青烟归去也，麓山到处有麻纱”，即指此也。

　　“借读生在湖大”

　　除了临大的同学，湖大还接纳了来自平、津、宁、沪等地的流亡学生和遭驱赶回国的留日学生共300馀人借读，彰显了“纳入大麓”的襟怀与担当。

　　教育部在筹办临大的同时，特令各国立大学和国立中学尽量收容安置战区失学青年，并给各校规定了指标。

　　1937年9月5日，教育部电令湖大收容100名战区学生借读。湖大当局接到部令后，于9月12日公布借读办法，并自即日起接收报名。经两次登记与严格审查，于10月4日公布名单，并于8日上午在第一院（岳麓书院旧址）举行甄别考试。10月15日公布合格名单，共收容借读生157名，人数远远超过了教育部的规定。

　　1938年2月10日，湖大新学期开始了，除一部分参加民训工作及往受特种训练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已陆续返校注册。鉴于临大西迁昆明，失学者将愈加增多，即使没有教育部的命令，湖大仍决定自该学期起再收容借读生120名，其中男生100名，女生20名。

　　这些借读学生，成为一群特殊的新湖大人。“不管他们是说着各种各样腔调的国语，穿着不同的制服和校徽，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愤怒与热望，这种愤火和热流把他们几百颗心熔成一个，把他们的意志锻炼成一根匀称的钢索，这就因为他们同是在日本帝国炮火的直接威胁之下，千辛万苦一再流亡到这湘江之畔来的呵！”他们成立了借读生同学会，与湖大同学一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文化活动。

　　张华俊回忆：“湖南大学除临时大学来的大量借读生外，其他各地来的借读生也不少。于是大家酝酿成立借读生同学会。酝酿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在讨论章程时明朗化了：一种主张把救亡工作写入章程，一种不主张写，为此曾进行大会辩论，结果是前者占多数。这是爱国学生的胜利，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的作用。”

　　“岳麓山挂起了红旗”

　　早在1921年，在湖大的重要前身商专就成立了湖南高校第一个党支部。大革命失败后，湖大党组织也遭到破坏。

　　抗战爆发后，国土沦亡，山河破碎，触动着湖大学生敏感的心，他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追求光明，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歌咏队应运而生。来到湖大借读的临大等高校学生中，很多人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有一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行装甫卸，即联络湖大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湖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增强了湖大人的战斗力。

　　1937年11月，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合组中共长沙临大支部，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沙临时市委领导，由当时在湖大借读的丁务淳任支部书记。1938年2月，临大西迁后，支部书记丁务淳、支委吴继周留在长沙市委工作，支委郭见恩、王亚文继续在湖大借读，协助开展工作。

　　1938年2月，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正式恢复，成员有张端元、黄翼德、施俊、陶家淦、江亚菁、向光涟、潘天青等。为了更好地开展湖大工作，省委专门把丁务淳调任湖大支部书记，支委有陶家淦、张端元、施俊等。刚从湖大毕业的李颖生、李静与上级直接联系，借读生王亚文是长沙市委委员，他们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在湖大支部。

　　在湖大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明日社”，出版《明日旬刊》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学生读书会阅读《论持久战》等书籍；发动党员和进步学生深入群众组织，扩大影响；争取党员和进步力量入选学生自治会，打破国民党的控制；组织开展对第20集团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使他们支持抗战；邀请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进步人士茅盾来校公开讲演，讲解大众哲学、革命人生观和抗日救亡等问题。自此，湖大打开了抗日救亡活动新局面，并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入党。

　　徐特立在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这里的工作完全是湖大学生同志活动建立起来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惊呼：“共产党在岳麓山挂起了红旗。”

　　不忘初心 无问西东

　　1938年4月10日，临大西迁后，湖大、清华惨遭日寇第一次轰炸，湖大学生黎圭、之江大学借读生曾友松、工友陈玉泉被炸死，师生平民死伤百馀人。

　　日寇轰炸湖大、清华，显系蓄意摧毁中国文化和智识青年，《新华日报》指斥为“毁灭我国文化的暴举”，茅盾先生也撰写了《记两大学》一文揭露日寇暴行。

　　同年10月，湖大被迫西迁辰溪，七年烽火，未再流徙，成为始终坚持在战区前线办学的一所国立大学。

　　1945年9月15日，抗日战争中国战区长衡地区受降仪式在当年临大同学借读的湖大科学馆举行，湖大成为唯一一所举行抗战胜利受降仪式的中国大学。

　　1945年12月8日，湖大全校师生投票赞成在自垫旅费等条件之下，率先复员岳麓山开课，成为战后最早复员原址办学的中国大学。

　　为救济湘中南区的失学青年，湖大于这年11月在长沙举行了第二次招生考试，新生人数达500馀人，全校学生共1300馀人，本部校舍缺乏与拥挤不堪之状达到极点，遂借用清华大学左家垅校舍一栋设立第三院，作为新生院和商学院院址。湖大校长胡庶华还提出，从溁湾市至左家垅设立“麓山自治实验区”，并建议政府“将清华大学之临时校舍全部拨与湖南大学（曾经商洽购买，但需十三亿元），将现在之理学、工学院及将来之农学院均设于左家垅，将文学院、法学院及商学院设于原有之校址，使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自成区，而以公共汽车联络之，使两区皆可尽量发展。”这是馀话。

　　长沙临大在湖南的办学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学期，但是为后来西南联大的建设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湖南大学为长沙临大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西迁壮举，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也铸就了中国大学特有的西迁精神。今天，蒙难的校园、怒吼的校园、播迁的校园、雪耻的校园都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唯有校园随处可见的遗址，向人们诉说着学府弦歌不辍的坚韧与坚持。

　　不忘初心，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