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湖分闱：十八年坚持换来湖南人文鼎盛

两湖分闱是湖南人才强省的战略性的一环，为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为湖南的人文教育奠定了一个好的机制。18年的坚持，换来了湖南此后两百年人才辈出的局面，彻底改写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

雍正元年(1723年)，新皇帝雍正即位。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对于湖南来说影响深远。

第一件事是雍正即位的正月，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以内阁学士魏廷铮任湖南巡抚。偏沅巡抚?很多人没听说过。其实偏沅巡抚的历史比湖南巡抚的历史要久得多。是偏桥和沅州两地的合称。偏桥，即今贵州省施秉县城关。自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1599) 朝廷派佥都御史江铎在沅州 (今芷江)始设偏沅巡抚，以镇压苗民起事。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复设偏沅巡抚。其后或置或罢，到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定设偏沅巡抚，驻沅州。

虽然湖南湖北分治早在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即已实行，但当时湖南并不叫湖南，而与湖北合在一起称湖广行省，南北分治后，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7府，郴州、靖州2州归偏沅巡抚管辖。闰六月十一日偏沅巡抚自沅州移驻长沙。雍正这一改名，湖南才正式有了独立的省名。

第二件事是半年后，即七月二十四日(丙午)，雍正谕旨礼部，决定实行南北分闱。以往湖南士子须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常有覆溺之患，以致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故在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使士子就近考试，自第二年起，二月为乡试之期。若当年二月之前能预备场屋，则明春即分湖北、湖南两闱考试。预备不及，则于下科举行。至于湖广通省取中原有定额，今既分两闱，其取中之数应如何分别之处，著湖南、湖北巡抚公议，湖广总督从公酌定具奏。

这第二件事的意义更为重大，遥想当年，湖南人听到京城来的这个消息，一定是欢欣鼓舞。这意味着，至此为止湖南人历时18年的努力终于圆梦：湖南人考举人再也不用去武昌了。湖南的科举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 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居首功

闱是科举时代对考场、试院的通称。南北分闱，顾名思义就是指湖南湖北两省分开考试。

分闱之前，湖南地区的士子在本省可以考秀才，考中秀才后想要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获得更高一级的举人资格，必须前往湖广行省总督所在地武昌参加乡试。这对于湖南地区的考生极为不便，因八百里洞庭的阻隔，考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花费在赴考途中，甚至不少人就葬身于洞庭湖的波涛之中。

同样，分闱之前，湖广行省的科举录取名额是不分南北的，这对于广大的湖南地区考生当然极为不利，相当于一个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同等对待。因此历年来湖南学子考上举人的数量不及湖北学子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这反过来又影响到湖南风气闭塞，人才寥落。时人称：“虽有湖南、湖北之分，似犹未自为一省。”

面对这种不公平，湖南士人进行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获得了历任巡抚的支持。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偏沅巡抚赵申乔呈请均分湖广行省乡试南北名额。但这只是提出分名额，还不是真正的分闱。

康熙四十二年(1703)潘宗洛任湖广提督学政，四十八年任偏沅巡抚，他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了一道《题请长沙分闱乡试疏》，正式提出湖广“南北分闱”。此后，康熙五十二年(1713)和五十四年(1715)先后两次任偏沅巡抚的李发甲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又上《请分议湖南分闱疏》。康熙五十九年(1720)，督学湖广的光禄卿吕谦恒“趁热打铁”再次呈请分闱。雍正元年(1723)，御史吕谦恒又提出“分设棘闱”。

前后历时18年，四位巡抚、学官前后相继，始终不渝，终于获得刚即位的雍正首肯。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等四人值得后世湖南人铭记。因此，光绪四年(1878)，湖南增修贡院，并专门修建五贤祠，祭祀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宋致五位有功于分闱者。光绪八年(1882)五贤祠修竣，著名学者、湘军元老、晚清外交家郭嵩焘作《五贤祠碑记》纪之：“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艰难也。”郭嵩焘认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应居首功。

2 民间发起，官场接力

其实，最早发动提议南北分闱的是湖南民间，以郴州人郭远为代表。郭远(1659-1714)，字来倩，号青来。汝城县人。康熙五十年(1711)中举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向湖南当局上《呈请南北分闱文》： 盖湖南隔阻洞庭，洞庭之波八百余里。南士赴武昌乡试，有远至二三千里不等者。偏舟一叶，常以六月间起程，而长途迁延，加以大湖风阻，或相守至十日、半月不能移舟，比至省城，试期已过。每科多有，而今年不及试期者尤甚。如郴州生员杨遂等二十五人，于八月初八日抵省，虽蒙北藩宪宽政，俱准入场，其余初九早始到，如长沙属生员尹有孚等四十二人，衡州属生员赵居敬等九十三人，常德属生员唐待徵等三十一人，宝庆属生员刘应奎等七十八人，永州属生员唐若愚等八十七人，郴州属生员朱大澍等九十六人，皆以弃舟奔赶，不及场期者，合计尚得四百二十七人。数千里裹粮而来，至不得一望见棘闱竟去，辛苦凄凉，谁可告诉?况又有冒险赴期，风波不测，为南士之所极不忍言者乎?(载《桂阳县志》)

郭远提出了湖南考生赴武昌考试的诸多不便：一是距离远，耗时长;二是洞庭一湖，湖大风阻，风波不测。很多湖南学子知难而退，“裹足不前者十有七八”。同等情况下，每科湖广乡试合南北常万有余人，湖北除正科举外，遗才尽收入场，最多时8000余人中可取67名。湖南2000人中仅取15人，多时不过20余人。

郭远反问，难道是湖南之人才逊于湖北吗?“徒以湖南远而湖北近。近则赴闱易而遗才入场者多，故中者亦多;远则赴闱难，不惟遗才绝少，并正科举入场者皆少，故中者亦少。是湖南、湖北之科举中试，其难易多寡至于如此悬殊者，固非其人其才为之，实其地其势为之也。”

湖南的山川风土赋税人文，实倍甲于云贵、广西，然而，湖南每科录取的人数却还不如这些地方。郭远长叹：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

郭远这份呈文是写给当时的偏沅巡抚金玺的。不久赵申乔接任巡抚，鉴于分闱之事没有先例，便策略性地提出“南北分卷”，针对湖南考生录取率之低，提出均定南北录取指标，以保公平。但未获朝廷批准。

康熙五十一年，潘宗洛出任偏沅巡抚，于第二年上奏“南北分闱”，他指出，这一次是九府州全体贡监生员以及九府州官员会详请题，并且“情愿自捐廪粮等项，盖造贡院，恳求分闱分额”，结果还是被拒绝。

康熙五十五年，李发甲出任偏沅巡抚，当年即上奏请求南北分闱。他特地指出，“每逢七八月秋水时，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试，实有性命之虞。”这次请求获得朱批首肯：“即当具题”，然而仍被拒绝。

李发甲不甘心，次年再次上奏。这一次，他特别援引当年康熙于洪泽湖设立救生桩的典故以取得圣意同情：曩年圣驾巡视河工，悯念洪泽湖风波危险，设立救生桩，全活无数生灵，遐迩感戴。今洞庭之险，十倍洪泽，万难立桩，惟有分闱一举，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即洪泽湖之救生桩矣。圣恩浩荡，莫大于此!但是，仍被拒绝。

过了三年，奉命举湖广乡试的吕谦恒再次奏请，结局不得而知;雍正元年，身为御史的吕谦恒又一次奏请，最终获得新皇批准。

3 南北分闱太难 雍正改革终告功成

三位巡抚、一任学政先后6次上奏，历时18年，他们坚持不懈、为民请命的精神令人感动。那么，南北分闱究竟难在何处?为什么多次被拒绝?

其实，礼部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南北分闱”的理由不够充分，而是“科场定例年久，不便纷更”。即使康熙首肯，到了礼部仍然被无情地拒绝。

湖南要求南北分闱之际，确实“原无分闱之例”，几任偏沅巡抚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提出与之相类似的陕西、江南作对比，陕西、江南二省与湖南一样也刚分省不久，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分闱的要求。因此，他们特别比较了二者之间的不同，陕西和江南并无水陆之隔，企图以此打动礼部。

难道真的是定例不能改革吗?其实，清朝的科举一直在不断地调整，但都是为了加强对科举的监控。最根本的原因是礼部不敢触动这一事关统治基础的敏感神经，历年科举是笼络士人的国家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湖南一旦网开一面，那么，其他省会不会跟进?这才是他们顾忌的问题。因此，他们宁愿牺牲湖南一省，也断不肯开此先例。

雍正即位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首先便是提出思想上反对因循守旧，紧接着便是改革科举，“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取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吕谦恒抓住机遇提出南北分闱，很快获得批准。

雍正元年十二月正式区分湖北湖南乡试员额。湖北中式五十名，副榜十名;湖南四十九名，副榜九名。武举各二十五名。这样一来，湖南考生的公平性终得以确保。

4 18年坚持，两百年人才辈出

南北分闱，一举改变了湖南的命运。湖南人才自此以后迅速增长，据光绪《湖南通志》统计，从顺治到康熙南北合闱的78年里，湖南录取的举人人数只有326名，平均每年才4名;而从雍正二年南北分闱到乾隆六十年的72年里，湖南所取中的举人人数为1610名，增长到每年22名。湖南取中进士的人数，顺治九年至十八年10年间只有23名;康熙三年至六十年58年间，只有42名。而雍正元年至十一年的11年间，就有41名，乾隆元年至六十年60年间，有135名，较康熙年间增加了三倍多。

可以说，南北分闱是湖南人才强省的战略性的一环，尽管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未必都是人才，但至少为人才成长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为湖南的人文教育奠定了一个好的机制。回想这18年，湖南民间的自觉与推动，官方不屈不挠不怕失败为民请命的精神以及上层的改革，是南北分闱成功的三大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18年的坚持，换来了湖南此后两百年人才辈出的局面，彻底改写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