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明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而当时在国外，有些人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清廷，有外媒将他列为与德国俾斯麦、美国格兰特并称的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然而，李鸿章在国内背负了上百年的“卖国贼”骂名。争议如此之大，今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
要了解一位历史人物，读其传记是较好的进入方式。但是传记难写，名人传记更难写。写人物传记，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仰视心态，即作者匍匐在传主脚下，产生膜拜心理，将其拔高、美化；一是俯视心态，即作者自以为比传主高明，产生居高临下的心态。写传记就如画像，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难得的是画出其精神风貌，理解其心理动机，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有资格为李鸿章作传的人，其实不好找。在材料积累与写作功夫之外，还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历史眼光，深入了解其时代背景，即当时的国内与国际形势——李鸿章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他的处境要有全面的把握，而后世人很难有当时的在场感。二是要有从政经验，李鸿章是政治人物，作者须具有传主近似的修养、经历和气度，才会充分理解他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逻辑。符合这两条的少之又少，比较而言，梁启超确实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梁启超比李鸿章晚生五十年，但两人有28年活在同一时间。梁启超也是读书人出身，早年参与过政治活动，发起过戊戌变法，与政界甚至最高统治者有过交流（后来还与窃取大位的袁世凯有过交锋）——这些都是他为李鸿章作传的独特优势。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考察了李鸿章的生平，对他的能力与成就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也指出了他的种种不足。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与捻军时为清廷立下战功，从而一路升上高位；作为军事家，他有谋略和胆识，但他能取得胜利，离不开其师曾国藩的提携与援助，尤其是曾的统筹大局与所定方略。李鸿章有卓越的谈判才能，每当清廷需要与外国交涉的时候，就会把他推出来，甚至是以一人敌一国（如日本）；作为外交家，李善于合纵连横，利用各国矛盾使列强之间互相牵制，其外交术在当时中国是一流的，在世界上却落后了。李鸿章虽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其兴办洋务，在军事工商等领域都有开拓，但是作为改革家，他并不懂得国家富强的真正原理。
在晚清的文武官员之中，李鸿章固然是最优秀的，其能干在当时无一人可及。在各种阻力下，他也有担当，不退缩，能忍耐，然而其成就终究有限。晚清国力衰弱，风雨飘摇，李鸿章也自称为“裱糊匠”，只是在苦撑危局而已，并未给后人立下百年大计。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总而言之，李鸿章缺乏现代政治家的眼光。
李鸿章的为人，有短有长，梁启超说他的短处是“不学无术，不敢破格”，长处是“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李鸿章积累的功名，都在甲午战败后一夕尽毁，被舆论唾弃，甚至留下百年骂名。甲午战败，不只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之败，而是清朝的大失败。梁启超认为，把失败的责任都归于李鸿章一人不公平，让其他的官员有了推诿的借口，每个国民都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而不知反思。
在李鸿章去世的时候，一般认为李的“功绩”在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而毁在中日之战。梁启超的评价却相反，认为内战是兄弟阋墙，而御外才是真英雄。但他认为李“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放在国际上一比较，李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毕竟他的视野不够，有很多关键性的局限——“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刚去世，梁启超即为他作传，不是要鸣冤翻案，梁启超不是李鸿章的学生或崇拜者，相反他们是政治上的公敌。他既能理解李的处境，又能够跳出来，客观地审视，高屋建瓴，不愧是一代史学家、思想家。梁启超为其提倡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作了一个范例，写出了一部可信的传世之作。
《李鸿章传》/梁启超 著/九州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