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 记住粮票

　　余国良

　　我家有个小保险柜，是房子装修时安装的。保险柜看上去很精致，其实，里面仅存放了一些用过的粮票。

　　提起粮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比较熟悉，有的甚至与粮票有很深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为了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粮食只能按计划供应。粮票就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是特殊历史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1955年8月，国务院正式出台了《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从此,全国各地粮食票证便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我作为60年代末出生且从事粮食工作几十年的“老粮食”，自然与粮票有一定的情缘。

　　我真正接触粮票是上高中前夕，因为高中期间住校的学生每学期要交80公斤(凭记忆估算)的大米到学校，而我家离学校较远，所以先将粮食送到就近的粮库换来粮票，再将粮票交到学校。那时我年纪小、见识少，对粮票充满了疑惑：难道凭这几张小花纸就能供给我一个学期的米饭？不久我就明白：当然行,这还只是粮票的最基本的功能。

　　粮票，真神奇。

　　高中学习期间，我对粮票有了更深的了解：与粮票相对应的，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只有城镇人口才会有每月定量的粮票供给，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吃国家粮”。如果“吃国家粮”的人到外地读书或调动工作，除了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粮食关系转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我考上学校后，家人在按要求送250公斤稻谷到就近的粮店，并办理“农转非”手续时，全家人的高兴劲儿。我深切地体会到写在我脸上的无尚荣光以及对今后美好生活的憧憬。

　　粮票，真美！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吃“国家粮”并不意味着就能吃饱喝足。市镇居民的口粮供应是有定量的，定量标准是按照不同年龄、职业分级，依劳动强度和体力消耗等进行确定的。我记得那时长沙市一般市民定量标准是每月15.5公斤，政府部门提倡市民节约粮食，所以每人每月减少1公斤，仅14.5公斤。而我们正是“吃长饭”的年龄，每月14.5公斤大米确实少了点，有时不得不向女同学要一些来补充，但大多数还是再向家里求援，幸亏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激活，粮食产量显著增长，种植结构也得到改善，伴随着走街串户的三轮车，“有优质大米啦”的吆喝声“高调”入城，城里人的粮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溢余了，聪明的小商贩们用麻将、塑料盆等生活用品将城里人积存下来的粮票兑换后，又与需要粮票的大中专学生进行交易。

　　1992年底，全省粮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已无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使用了近40年的“粮票”从此“退休”，我也将手中的粮票彻底清零。

　　粮票，拜拜啦！

　　时光荏苒，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有一天因工作原因我又涉及到粮票时，我问90后的儿子：“儿子，我们小时候买大米时要粮票，你知道粮票吗？”儿子没有回答，而是反问：“爸爸，我和我的同学都喜欢玩‘王者’，你知道‘王者’吗？”

　　我很震惊，也在思考：我们外出旅行，可以说走就走,不必再去考虑将手中的省内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才出门，但我们应该知道，中共中央多年来的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2015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的“十二连增”，甚至出现了部分粮食结构性过剩，不得不调结构、去库存，吃饭问题似乎不再是问题，但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人的饭碗应该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粮食走向市场，原本只在粮店供应的大米，现在早已走进大小超市，国内国外大米产品琳琅满目，有的超市还能送货上门，高调进城的“三无产品”早已被优质、有机、放心、绿色大米取代，我们无需再去为温饱操心，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饭碗中主要装的只能是自己的大米！科技改变生活，互联网、物联网慢慢淘汰了我们60后，我确实不懂得“王者”，但，亲爱的儿子，你不能不知道粮票。因为，那小小的一张粮票，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也是传承爱粮惜粮风尚的载体，更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佐证。

　　于是，作为一名老“粮食人”，我再回头，想方设法去寻找、收集粮票，不为经济价值，只为对粮票越来越深的独特情感，这其中有我对美好生活的珍惜、对新时代的感恩。

　　无论走多远，我们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