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 洗澡

　　■陶湘宁

　　说起洗澡，有太多的感慨。

　　1949年，我出生在城南妙高峰下的樟树园，一住近40年。起先住在一栋公馆的门房里，那房子小得只能摆下一床一桌，狭窄的房门，洗澡的脚盆是不能平端着进出的，母亲每次洗完澡，要将水舀到提桶里再倒出去。我们三兄弟就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光着屁股洗，稍大，就穿着短裤洗。

　　母亲上班的服装厂就在马路对面，我家没有厨房，一家长期在厂里吃食堂。食堂蒸饭的甑里有热水，厂小慈悲大，将其视为一项福利，允许就餐的人用这些甑锅水洗澡，还买了一张用粗黄篾编织的、屏风样的竹档板立在墙角，算是“露天澡堂”。在这方寸角落里，每次只能容一人提一桶水，缩在里面洗澡，母亲有时叫我在旁边站岗，或她们几位女工互相守望着轮流洗澡，母亲说：“每次洗澡都胆战心惊”。

　　冬天，我们是长久不能洗澡的，看到我们颈脖、耳后起了一层黑壳，胸前、袖口脏兮兮时，母亲才安排我们洗个澡。洗澡，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痛苦而奢侈的事。不仅洗澡时冷得发抖，还不能经常为之，坐在脚盆里洗，擦得一身通红，一层白花花的油垢浮在洗澡水上。洗完澡，全身如冬笋剥了一层壳，神清气爽，睡觉都觉得热乎乎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临近春节，母亲要二哥带着我，到南门口东北角的晏家塘的一个澡堂里洗澡过年。其实所谓的澡堂，只不过是在那房子中间烧了一炉煤火。进去后，花1角钱买皮筹，领一个木提桶，有人在一口大锅前舀一桶热水给你，水，是不能再添的，澡巾、肥皂、木拖板要自带。大家就蹲在这个水泥地上洗。第一次进到这热气腾腾的澡堂，我就感到呼吸不畅，接着就流鼻血，大我两岁的二哥见状吓蒙了，以为我会死去，舀水的老头见状，掐了一截点水烟袋的纸，塞在我的鼻孔中止血，我们胡乱洗一下，赶快逃出来。

　　那时，冬天找一个地方洗热水澡成了除吃饭以外的大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哥在拖拉机配件厂工作，那是南郊的一个大厂，厂里有一个“巨大”的澡堂，烧热水的锅炉房就在旁边。冬天无处洗澡时，我也去蹭过澡。整个澡堂没有间隔，一个个赤条条的身子在眼前晃动。 澡堂里，每人头顶有一个莲蓬头，拧开龙头，热水就喷射而出，第一次这样痛快淋漓地洗澡，是一种超级享受。有人擦肥皂时，也不关龙头，任热水哗哗流，放走的热水，真令人心痛！有人洗完澡后洗衣，打开龙头放肆冲，毫不怜惜。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农村病退回城，户口迟迟没有落妥，自己又赚不到一分钱，想起洗澡要烧水费煤，心存愧疚。于是每天我就打井水洗澡，借此也想锻炼自己的意志。照理，井水应该冬暖夏凉，无奈我家院子里的这口井太浅，冬天打上来的水仍是冰凉刺骨。母亲见我将一桶一桶的冷水往身上浇，非常心痛，总是说，你这好比是用冷水往烧红的铁上淋啊，会生病的。果然，以后一遇变天，我的一侧关节就隐隐酸痛。

　　后来，内弟工作的外贸公司在一家四星级宾馆租房办公，富丽堂皇的大堂先给人一种店大压客的派头。而我发现，他们卫生间里竟有浴盆，居然可以洗澡！冬天、星期天晚上内弟带我们去洗过一次澡。那时，根本不敢想象今后自己家里也会有这种洗澡的设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家搬到解放四村的安置房，厕所只有一个多平方米，仍是烧热水洗澡，但终于可以不在露天洗澡了。儿子参加工作后，为表孝心，送我一个可以任意调温的洗脚盆，老婆说：我平时洗脚只用几调羹的水，你洗脚的水，够我洗个澡了！结果这个洗脚盆没有开封就送了人。至今，夏天我仍坚持洗冷水澡，直到冬天，才开始用热水。起先，装了一台电热水器，遇到用电高峰，洗着洗着，就跳闸了，望着满身肥皂沫，只好咬牙用冷水冲洗干净。

　　2011年，解放四村开通了管道天然气，用上了燃气热水器，还装了浴霸，洗澡再也不会挨冻了。近年，供水公司加粗了水管，增大水压；供电公司也进行了增容改造，我家彻底解决了洗澡难的问题。

　　幸福生活包罗万象。我们老两口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今年双双满七十岁，时常感叹幸福生活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春夏秋冬随时可以洗个热水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