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解放前夕的“真空时期”——谨以此文庆祝长沙和平解放75周年

　　  文 | 刘士明

　　1949年7月底，国民党军队基本退出长沙市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没有进城。这种旧政权已经崩溃、新政权尚未成立的状况，地下党称之为“真空时期”。长沙市的“真空时期”长达5天，这在全国和平解放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火后街8号的来客

　　1949年6月底，一个教师模样的男人敲开了长沙火后街8号的大门。这幢两层楼的公馆是军阀毛秉文的私宅，中共长沙特别支部(简称长沙特支)租下作为机关所在地。来人对特支书记刘晴波和文教工作组组长陆方说：“我叫洪德铭，找王益林先生。”刘晴波问道：“你带书来吗？”来人答：“钱姑妈带了书给你。”接头暗号对上了。王益林是刘晴波的化名，被称为“钱姑妈”的钱瑛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和长沙特支的上级领导人。

　　洪德铭原名洪季凯，曾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挺进报事件”发生后，中共重庆市委遭敌特毁灭性破坏解体，江姐等一百多名地下党员被捕牺牲。事件波及成都，洪季凯在特务的追杀下只身逃到武汉。武汉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钱瑛考虑到洪在长沙读过中学，情况熟，遂派他从武汉到长沙，向湖南省工委和长沙特支传达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7月1日，湖南省工委领导下的长沙市工委与长沙特支合并。由于长沙和平起义的局势已经明朗化，以往那种分散办公、定期碰头的方式已经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周礼批准长沙市工委从1949年8月1日开始半公开办公。“真空时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蛰伏二十几年的中共地下组织半公开亮相，地下党在火后街8号指挥了最后的战斗。

　　“长沙市迎解联”在行动

　　长沙市工委在火后街8号召开了领导班子会议。根据华中局“解放军不进城，地下党不公开，要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去组织迎接解放的各种活动”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一个由社会各界组成的、公开的群众团体负责迎接解放工作，另外建立党组内部领导该群众团体。刘晴波关于该机构可称为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长沙市迎解联”)的提议获得通过。

　　8月1日晚，对内不对外的“长沙市迎解联”党组在火后街8号成立。刘晴波任党组书记，邹德心、韩淑仪、傅作宾和前长沙特支党员曹国枢、王蔚琛任党组成员，负责指挥全市的“迎解”工作。

　　8月3日，由省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长沙市学生联合会、妇女联谊会、小学教师互助会、新闻界从业人员互助会五个社会团体发起，成立了长沙市迎解联筹备委员会。党组成员与五个社会团体代表，先在湖南公医院(现长沙市第一医院)代理院长曹国枢位于戥子桥的家中召开了筹委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和工作大纲，继而在湖南公医院南院召开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成立大会。

　　同时成立了“长沙市迎解联”主席团和顾问委员会。曹国枢任主席团主席，刘晴波化名王益林任主席团秘书长。唐生智、程星龄、萧敏颂、张以藩、程一中等33位社会名流任顾委会委员。

　　“长沙市迎解联”主席团下设秘书、总务、宣传、联络、救护、慰劳和警卫各部，在中山东路湖南省参议会(后湘江宾馆)办公。长沙各大报纸公开报道了长沙迎解机构成立的消息后，“长沙市迎解联”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首先是扩大宣传。他们将长沙市域8个区的东、南、西、北区内四区划分为12个“迎解”片区，每个片区在繁华马路边设置1个宣传站。宣传站配有脚踏车10部、扩音器一台、防暑药品一套、宣传漫画和照片各一套、壁报一幅、乐器一套、文具纸张颜料一套，以及工作人员若干。长沙市文艺、金盆、岳麓、会春区外四区也成立了相应的“迎解”机构。“长沙市迎解联”还组建了下设10个医疗分队和10个防疫分队的医疗总队，以及下设65个救护分队的救护总队。

　　经宣传站、报刊及其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的广泛宣传发动，“长沙市迎解联”的影响迅速扩大，前来省参议会报名入会的单位、团体高达230个之多。各区、各单位、团体、学校和街道也都积极响应号召，2天内成立了数百个“迎解”分会。全市50万市民中有5万人直接参加了有组织的“迎解”活动。

　　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在东屯渡搭建浮桥。东屯渡是长沙东郊浏阳河上的一个古渡口。1930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就是在东屯渡架浮桥继而攻占长沙城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兵团第46军138师师部，在12兵团参谋长解沛然(解方)率领下进驻长沙近郊春华山后，“长沙市迎解联”立即派人与之联络，他们提出从东屯渡进长沙的方案，最早获得军方认可。路线确定后，党组将联系架桥事宜交给了“迎解联”发言人王蔚琛。王找到湘江划业工会负责人，委托其架浮桥。工会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和船工，携带铁锚、船只和器材工具动手架桥。警备长沙的起义部队232师也派出工兵连与划业工会联手架桥。当地民众也捐出门板积极协助。很快就在浏阳河上搭建起了一座重载浮桥。由此可见，东屯渡架桥是“真空时期”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官方行动，绝不是老百姓的自发行为。

　　长沙市民的参与度也是非常高的，到省参议会捐赠的人络绎不绝。“长沙市迎解联”先后收到单位和市民捐赠的劳军银圆4635元、黄金3两9钱、大米55担、谷40担、食盐1751斤、茶油2075斤、蔬菜5359斤、肥猪18头、猪油330斤、香烟2852条、肥皂33箱、毛巾621打、疟疾丸67816粒、慰问信10064封。以上物品都及时转给了解放军和起义部队。

　　一位名叫汪怡的8岁小学生送来一个盒子，盒内装了云南白药1瓶、牙膏牙刷各1支、香皂1块、墨水1瓶、铅笔1支、前门牌香烟1包。他在慰问信中写道：我们小朋友欢迎解放军，同学们想唱歌给解放军听。这样的感人事例还有许多。

　　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

　　“真空时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与“长沙市迎解联”平行运作的另外一个公开机构是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两者公开出面承担和行使部分行政管理职能，这种不同于其他和平解放城市的新颖形式，具有独特的长沙特点。

　　为防止白崇禧部回窜长沙破坏城市，陈明仁令起义的长沙绥靖公署232师进城担任警卫任务。省工委组建了由涂西畴(化名陈力)任政委的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已起义的各类武装三千多人。

　　治安指挥部在长郡中学校长办公室、天鹅塘新化矿商段楚贤住宅的地下室各设—处指挥所，用电话指挥各方行动。市工委策反工作组曾昭森等人也驻守指挥所协助掌握起义队伍。

　　当时，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白崇禧秘调一个工兵爆炸排潜伏长沙，在国货陈列馆等高大建筑中安放炸药，准备炸城。治安指挥部急令起义的宪兵十团派宪兵将工兵排武力驱离长沙，并取出全部炸药。市工委组建的工人武装之省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工人纠察大队，配备长短枪42支、梭镖300支和步话机，由袁佩卿、周荣光、张树潘率领，分乘3辆大卡车，昼夜不停地在市内巡逻。

　　地下党武装与起义部队携手保护了城市的安全。

　　敌机轰炸与特务暗杀

　　1949年8月3日，程潜发出脱离广州政府通电。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由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

　　同日，白崇禧在衡阳听到起义通电，气急败坏地派3架飞机轰炸长沙。在潜伏特务地面信号的引导下，敌机轰炸了陈明仁住地麻园岭和“长沙市迎解联”办公地小吴门省参议会，所幸无人员伤亡。

　　刘晴波出任主席团秘书长后，出头露面的机会相对多一点，潜伏特务误以为他是大人物。就在轰炸长沙的当晚，刘晴波在返回火后街途中突遭暗杀。特务朝他连开3枪，随行警卫开枪还击，特务仓皇逃跑，刘晴波毫发无损逃过一劫。

　　长沙和平解放仅仅17天，起义的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在浏正街120号寓所内遭潜伏特务暗杀身亡。

　　“真空时期”的最后一天与解放军进城

　　8月4日深夜，138师大部队已抵达长沙县金井一线，前线指挥所就设在长沙近郊的马坡岭。刘晴波将进城方案亲手放进一个黑色皮质公文包内，派交通员去春华山与138师师部商定进城事宜。从4日深夜到5日早晨，交通员往返四次传达军方意见和修改内容，最终确定了解放军进城方案。

　　解放军进城方案主要修改完善了哪些内容呢？一是“长沙市迎解联”原计划解放军白天进城，以期更热烈地庆祝长沙人民伟大胜利的场面。军方考虑到衡阳、宝庆(今邵阳)一线的敌机随时可能飞抵长沙，为防止白天进城敌机轰炸遭受损失，改为晚上进城；二是调整优化进入长沙市区内的行军路线，以便解放军更快进入警卫岗位到达妙高峰、天心阁、国货陈列馆等制高点，组织对空射击等。

　　“长沙市迎解联”将解放军即将进城的紧急通告送交各报馆发表。通告宣告：解放军将于5日晚9时进城。这是“迎解联”在“真空时期”发出的最后一个通告。8月5日，广播电台从上午9时开始播放相关消息。

　　鉴于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落后，从成立筹备会，到成立“迎解联”，再到解放军进城，一共只用了三天时间。这样的办事速度和效率即便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正如刘晴波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时间虽甚短暂，一天等于二十年！”

　　8月5日傍晚5时，包括230个单位在内的5万多人，汇集在协操坪(今湖南人民体育场)。整队之后，以迎解联主席团为先导，浩浩荡荡走向东屯渡迎接解放军。

　　历史有时是惊人地相似。1949年8月5日夜，138师宣传科长刘大为率领师宣传队，沿着当年红三军团的攻城路线，从东屯渡浮桥首先进城，经五里牌到袁家岭新军路再到小吴门。紧接着，这支抗战硝烟中诞生在冀东的英雄部队，在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的率领下昂首阔步走进星城。东屯渡是唯一一个见证了长沙两次解放的英雄渡。刘大为是有文献记载的解放军进长沙的第一人。

　　十万以上长沙市民里三层外三层分聚在街头，一些年轻人甚至爬到树上。在小吴门附近的省参议会前坪举行了热烈而简短的入城仪式。宣传队唱起了新创作的歌曲《庆祝长沙解放》：

　　庆祝长沙解放，我们高声歌唱。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大时代里，新的长沙诞生，新中国的太阳，照耀在长沙人民的脸上。

　　长沙，长沙永远属于人民，新生的长沙，将放出万丈光芒!庆祝长沙解放。我们高声歌唱，我们高声歌唱……

　　刘晴波在回忆录中写道：“狂欢之夜，迎接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场面出现了。鞭炮声、歌唱声、纵情的欢笑和响亮的口号，响彻云霄，震荡全城，直到深夜2时才慢慢散去。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狂欢的日子”。

　　“迎解”任务圆满结束!然而百密一疏，还是出了纰漏，“长沙市迎解联”没有安排专人拍摄解放军入城式。解放军进长沙唯一一张照片是游振鑫先生当晚在又一村中岳楼茶楼前拍摄的。其他流传于世的如解放军马队列队经过国货陈列馆、战士们在中山公园休息看报等照片，都是第二野战军某部过境长沙时白天拍摄的。“长沙市迎解联”的前辈们提到此事，都会表露出深深的遗憾。

　　8月8日，首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进城。当他得知准备将长沙市委安排在藩后街省参议会新址办公时说：“地下党长沙市工委在哪里办公，进城后的长沙市委就在哪里办公。”于是，天心区火后街8号成了中共长沙市委首个办公地。曹瑛的办公室在二楼左边第二间房子。

　　长沙和平解放后，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随即撤销。9月8日，“长沙市迎解联”经审计后结束。同日，“迎解联”原班人马转入阎子祥市长任主任，周东光、刘晴波任副主任的长沙市各界欢迎二野过湘委员会。10月底委员会结束。

　　(本文来源《长沙党史》，本文作者系地下党长沙特支书记、“长沙市迎解联”党组书记刘晴波之子，党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