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频：三代三迁家国事

　　儿子从海外学成归来，受聘于上海某大型合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因符合上海市人才引进落户条件，要把户口从长沙迁往上海，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我和老伴总觉得离家多年的儿子好不容易学成回来，又要远离父母而且连户口都要迁出，心里总不是滋味。儿子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甚至包括应聘择业从没要我们操心，国内本科考的是985、211双料名校，国外留学上的是德国名校，应聘就业是知名的中外合资企业。其实，在儿子回国之前，我们托朋友介绍已经推荐了省内与其专业相符的最大的一家央企和一家合资企业，且都经过考试落实录用事宜，这两家企业离家都只有半小时车程，任选一家都可让儿子学有所用，又方便我们享天伦之乐。这个人家都很羡慕的机会硬是被儿子以“那个城市更大、平台更宽、机会更多、薪水更高”为由给放弃了。哎哟，别说了，是喜也是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时间往前推39年，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招考，被当时的常德供销学校录取。那一年的招生政策是应届高中生和社会青年统一报名参考，大学中专院校按分数和志愿梯次录取，全国综合录取率约6%，按我的分数本来可以填报一所大专类师范学校，但以我当时的认知，觉得供销社是要什么有什么的好单位。接到录取通知后我就可以把粮食户口关系从自己所在的浏阳县官桥公社转到供销学校，毕业以后再凭工作分配转为城市户口。1977至1979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号称“新三届”，毕业后正好填补了“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断层，分配的都是全民单位，都属于国家干部，说是时代宠儿一点也不夸张。

　　我和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从生产队到大队、公社再到粮站办理粮食户口转移手续的时候，一路上全是羡慕的目光和赞扬的话语，我父亲虽然面带笑容，但我从他的眼神中也发现了些许失落和茫然，作为父亲，他得到了最想得到的，也失去了最不愿失去的。作为父亲的儿子，我直到如今相同的情境才体会到他老人家当时的感受。

　　时间再上溯29年，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之间也有过一场牵肠挂肚的迁移之别。

　　1950年，新生的共和国刚满周岁，父辈和祖辈们还沉浸在翻身做主、分田分地的喜悦之中，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在“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的军歌声中，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人上了战场，命都别在腰带上，也不用迁什么户口。久经战乱的祖父、祖母毅然把独子送上了战场。 那时候共和国基层的建制和户籍还有待完善，祖母到庙里求菩萨保佑儿子早日得胜还乡时的身份禀告还只得沿用大清年间流传下来的“浏邑西乡二十一都、试心土地、龙兴大王辖内荥阳郑氏门下……”好在三年之后，父亲复员回乡，一家安居乐业，从此再无战乱。

　　国人安土重迁，这其中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我们是个历经磨难的民族，常有内患外侮，人民久经战乱灾荒，不得已而迁徙者多，常遇“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凄惨场景，也常有“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颠沛流离的痛苦感受。当然，也有攻城略地、升迁赴任、兴家置产者的所谓吉迁，也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迁徙。但要离乡背井、别祖抛邻，总有一种不舍。毕竟故土难离、故友难逢、故地难回啊 ! 当然在祖国交通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迁徙之情已远没有古人那样苍凉悲壮，我和儿子如果算是“儿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那下一句则可以改成“若是思儿可视频，共饮一江水”了。

　　吾门三迁，时跨68年之久，刚好伴随着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节拍，应该属于家国之喜胜于离愁，吾门幸甚！ 祖国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