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作家李少白和他的“新童谣时代”：一辈子与“小”为伴

　　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一首《月亮耙耙》,李少白一辈子与“小”为伴

　　“李老师，祝贺您的《蒲公英嫁女儿》获得了大奖！”获悉李老的作品获奖后，记者第一时间给他去了电话，满以为这位和儿童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会露出兴奋和喜悦来，谁知，他却在电话里说：“谢谢！不过，千万别把这个事情当着一回事，我只是运气好，奖一评完就过去了。”今年78岁的李少白是一级作家，至今已出版儿童诗集、童话故事集、低幼读物40余种，曾获全国少儿文艺创作奖（1954—1979年）、全国优秀少儿读物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30余次，有20余篇作品被选入中国内地、港澳地区及新加坡等地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大水牛，会干活/干完活，做什么/池塘里泡泡/泥水里抹抹/身上脸上一层泥/好像阿姨做面膜。”这次获奖的《蒲公英嫁女儿》是一本新童谣作品集，收入作者最近几年新创作童谣250余首，正如这首《水牛》一样，首首都贴近时代、贴近儿童生活、率真质朴，读来语趣生动、明快易传。

　　李老退休前是长沙市文联主席，“我的工作单位毗邻一所少儿图书馆。每当一群群捧着新书的孩子，从门前雀跃而过的时候，我总免不了久久地打量他们，真想从他们身上分享一份欢乐。”

　　可李老却没有这样的童年，“我生长在宁乡的一个小山村，屋后是山，开门见到的还是山，山里不产书，家里就很少有书了。”大约在刚刚学会讲话不久，祖父就教年少的李少白背“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背来背去，他也不知道文章里讲些什么，像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因此，“那时候我常常躲着爷爷，却老爱缠着奶奶”。

　　“别看奶奶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唱的歌谣却比爷爷背的文章有趣多了。”李老至今还可以脱口而出，如“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萤火虫，飞过垅，借把锁，锁大门”“白兔崽脚尖尖，提壶酒，送娘边”……“这些童谣又好听，又好唱，我跟着念一两遍，就能背出来了。”

　　那时，给李少白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叫《月亮耙耙》的童谣。一个炎热的夏夜，家里人都坐在门前的草坪上乘凉。草丛中蟋蟀“蛐蛐”，禾田里青蛙“呱呱”，不知疲倦的山溪，还在屋后潺潺流淌……奶奶一边摇着大蒲扇给我赶蚊子，一边轻轻唱起来：“月亮耙耙，肚里坐个爹爹……”她这一唱，好像给平静的湖中投下一颗石子，周围的婶婶、姨妈们也带着她们的小宝宝接腔了：“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绣花，绣个糍粑，糍粑跌到井里，变只蛤蟆；蛤蟆……”这个唱一句，那个接一句，动听的歌谣连成一串，随着习习晚风飘荡。

　　“每当我提笔写童话、写诗歌的时候，脑子里首先出现的总是童年有声有色的生活场景。那情趣、那意境、那音韵，不知不觉从笔尖流出。”由于深受《月亮耙耙》这首童谣的影响，李少白与“小”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生肖是一只小兔子，个子算小巧；读的是师范，注定打交道的是小孩子；爱上了文学，选择的也是小儿科：“写的都是小童诗、小童话、小故事一类的小作品。我以为小的是可爱的，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常以能与‘小’为伴而自得其乐。”

　　“快乐出童谣”，不能让孩子老唱“张打铁，李打铁”

　　“不是胡子不好，只是长错地方了，要是长在手指上，把它当牙刷，不用买剃刀。”李老这首《胡子》曾经使很多成人读后不禁“噗”地一笑。

　　也许，是儿时心中种子的萌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李少白也写起童谣来了。当时，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居民大杂院，七八十户人家，几十个孩子，够热闹的了。他混到孩子们中间，去留心听他们的歌谣；去问年轻的妈妈，教娃娃们念些什么儿歌……

　　本想从那里得到些创作上的启发和收获，谁知，好奇心强的李少白越问倒越使他困惑起来。“原来，孩子们除了念一些他们自己编的顺口溜、电视里的广告词和模仿小品中的表演外，流传得最广的，竟是几首我儿时唱过的童谣。别说我写的东西，就是在文学界早有定评的当代儿歌名作，在他们中间也难听到回音。说起来真有些叫人脸红，当今堆起来有山那么高的新儿歌集子，可流传起来，怎么还赶不上那些千百年老古董呢！”

　　传统童谣就真这么有魅力？李少白选了几首长沙童谣，为长沙市少年宫艺术团的孩子们编了一个节目，演出以后，果然大受欢迎，“即使带到欧洲、美国等地，那些听不懂中国话的外国朋友，看了小朋友们的表演，也笑得合不拢嘴了”。

　　李老认为，写童谣看上去语不惊人，没啥奇妙之处，但其代代相传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呢？每当看到孩子们唱起来个个绘声绘色，手足舞之，唱和相应，乐此不疲，像是在做游戏一样。“我真想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再体会一下童年的乐趣。”

　　爱游戏是孩子的天性，是他们心理特征的张扬，特别对幼儿来说，游戏更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他们认知和成长的重要途径。幼儿是从“玩”的需要，来学唱儿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儿歌的作用和功能，应该是从功利主义到游戏精神的进步，是儿歌品位的提升，只有在玩的过程中，儿歌才能变为儿童的朋友，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李老认为，童谣必须插上翅膀，飞到孩子中间去，必须让孩子喜欢它，爱唱它才有它的价值。看来我们过去对儿歌的接受对象还了解得太少、对新童谣创作的最终价值也研究不够，相反，却太满足于沾沾自喜地闭门造车。“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一些作品是面孔过于严肃和模式化，训化味多了些，自然离孩子就远了些。”

　　要使儿歌定位在轻松活泼、幽默有趣、生动快乐的游戏氛围之中，儿歌作者是不是也要用一种游戏心态去写作。儿歌是最短的文学形式，写起来不像写中长篇作品那样，有瞻前顾后的过多考虑，而关键在于调动创作情绪，追上儿童那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思维，让作品动起来，快乐起来。可别太刻意、太正统、太拘谨、太死板、太理性……如果说“愤怒出诗人”，那应该是“快乐出童谣”。这也给儿歌作者的文学、性格、心理等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时代不同了，孩子的兴趣爱好也在变化，无疑，童谣也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我们总不能让孩子们老唱‘张打铁，李打铁’。为了不让现在的孩子再唱‘张打铁，李打铁’来写这本《蒲公英嫁女儿》的我知道自己还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但我想朝这个目标努力，以续我儿时的甜梦。”

　　“新童谣时代”，“孩子给我诗，我把诗还给孩子”

　　“爸爸买回酒，小弟忙摇手，我开玩具车，开车不喝酒。”（《开车不喝酒》）“一手敲门，一手捧机。右手筷子，左手手机。嘴说再见，眼盯手机。回家看看，看看手机。”（《回家看看》）读李老创作的新童谣，真有一种从现代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感觉，读后余味袅袅。这次《蒲公英嫁女儿》获奖，标志着以李少白为代表的“新童谣时代”的来临。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韦苇在读了李少白的新童谣等作品后评论说：“它们无不充分利用了汉语多以字为单位来表达情、知、识、意的特点，汲取了古代诗词歌赋的节奏表现经验，写得简约、浅白、顺畅、悦耳，巧妙地磨润句与句之间突出的棱角，读起来语调流利而平滑，出口可念，入耳即明，还弥漫有一种湘人独特的谐趣美韵，或活泼、欢快、跳跃，或低回、轻盈、柔和，均做到了情入韵、韵传情，读来很有春雨润物、燕言莺语的感觉。”

　　在儿童文学创作路上走了20余年，李老说，帮助他的人很多，“但最要感谢的却还是孩子们。仔细一想，我这十多本诗集、千余首儿童诗，大都是从儿童生活中得来的”。

　　当年在学校工作的日子，李少白的身上总揣着个小本本，遇到一些童言趣事的小火花，就三言两语地记下来。这几本小小的“火花集”，积累下来，可成了他的无价之宝。往后，每当提笔写诗的时候，那些熟悉的、调皮的、可爱的孩子，就浮现眼前，那形象、那音韵、那童趣，从笔端流出，有时真如神助，令他兴奋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都是诗人，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有诗，真诗就在他们中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孩子们使我成了捡便宜的写手，我不该饮水思源，诚心谢谢他们吗！”“孩子给我诗，我把诗还给孩子”。

　　“我写的那些童话故事和新童谣都不是想出来的，是我跟在孩子后面捡来的。我把捡来的这些亮晶晶的东西，磨了磨，做成一面面哈哈镜，想让他们看着自己，痛快地笑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