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观察 | “鲁奖”震动波:文学湘军的使命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8月25日讯(记者 胡兆红)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长沙作家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获奖。这是湖南省唯一获得本届“鲁奖”的作品。

  这部纪红建耗时两年多,深入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个县(区、县级市)的202个村庄,完成的近40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获得评论界好评如潮。自2017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加印,成为畅销书。

  作为刚届不惑的70后作家,这么年轻就荣获“鲁奖”,是因为偶然或纯属运气?报告文学作为大众心中比较冷门的文学门类,为何能在竞争激烈的鲁奖中脱颖而出?湖南报告文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发展状况?纪红建获奖对于湖南文学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1 行走14个省份,带回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

  早晨的毛泽东文学院,一片安静。纪红建的日子似乎与往日并无两样,他还是每天早早来到位于毛泽东文学院的办公室,埋头写作。一部《黑石号》等着交稿,他丝毫没有慢下来的心思与余暇。

  但他周边的世界,在奇妙地发生变化,纪红建这个名字,以及报告文学这个文体,在湖南文学界以及非文学界,被广泛地传播讨论着。获奖消息好似投向池塘的一块巨石,激起涟浪层层。

  作为纪红建的家乡人,望城作家何宇红毫不掩饰内心的兴奋,“在望城作协,现在已经掀起了一个文学高潮,大家都为纪红建获奖的消息所振奋,都在讨论报告文学。”

  望城区大众垸新康乡,是纪红建文学起步的地方。故乡茫茫大地上横铺的田野,迂回的河道,茁壮的庄稼,滋润了他的文学梦想。父母在田野上种植水稻,在河道上放鸭养鸭,年复一年换得儿女的学费和生活费,纪红建从小便跟着搞“双抢”,土地劳作的水深火热让他记忆深刻。

  出身草根,是纪红建的自我标识。而在众人眼中,他就像田野里的一棵稻子,黝黑朴实,低调可亲,真诚谦逊。

  纪红建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息时间是晚上8时睡觉,次日凌晨3时开始起床写作。他是报告文学作家中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哑巴红军》《忠诚》《诗歌生长的地方》《中国御林军》《不育不孕者调查》《母爱最真》《决战中亚》《国家血管》《有一个地方叫望城》《马桑树儿搭灯台》《见证》……10多年时间创作了10多部厚重的作品。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严肃性,是高于经验和想象的,是不可能呆在书房里构思得出来的。多年来,纪红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行走者,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的山河大地。

  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罗霄山区、昆仑山区、闽东山区……为了采写《乡村国是》,两年多时间里,纪红建只身一人采访行走,在荒漠无垠的西海固,在崇山峻岭的大巴山,在昏黑的雨中,在泥泞的路上,走村串户,带回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

  报告文学作家王杏芬回忆,那段时期,工作上的缘故,她与纪红建电话联系频繁。那端的他不是在火车上,就是挤在简陋的农用车上。

  有一次,纪红建从贵州晴隆县赶往贵阳,那里有个采访等着他。天已晚,客车已停运,为了赶时间,他上了一辆黑车。7座的规制,连同他在内塞了满满17人。车到贵阳已是晚上10时多,因为车站在高速路不远处,而车子并不下高速,他就在高速路旁下了车。正当他准备翻过高速路围栏,走下高速路时,他突然发现手里少了电脑包。遗落在车上的包里装了存满资料的笔记本电脑、U盘以及录音笔。没有司机电话的纪红建几乎瘫坐在了黑黢黢的高速路边。苦心人,天不负,捡到包的一个女孩,在包里发现了纪红建的名片,给他打来了令他感动而泣的电话……

  王杏芬说:“红建获奖,对于我们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和感召。只要脚踏实地深入生活,执着坚守,就一定能换来文学创作的明媚春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写出了《大山赤子刘真茂》等优秀作品的80后报告文学作家曾散,坦言已跟报告文学分不开,“融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笔带着情感和责任去思考,才能写出经得起检验的作品。”

  2 实现了湖南文学的新突破,标志着湖南的报告文学创作真正走向了全国

  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章罗生教授,近40年来,持续密切关注着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他出版的《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等专著,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在他看来,《乡村国是》获得鲁迅文学奖,实现了湖南文学的新突破——标志着湖南的报告文学创作真正走向了全国。

  徐迟1978年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引起的轰动效应,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报春燕”。 自1978年至上世纪末,湖南报告文学也产生过几部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如何立庠等人创作的《彭大将军回故乡》、李超贵的《中国农村大写意》等作品。

  《彭大将军回故乡》写于1978年,发表于1979年。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10月6日,一声春雷唤醒了悲痛的大地,一大批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老革命家、科技工作者被解放出来。文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来,是对在“文革”中迫害致死的彭德怀灵魂的安慰,该作品于1981年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总的来说,这段时间的湖南报告文学,数量有限且未形成群体与规模,因而在全国处于落后状态,与本省的小说、散文等相比,也无任何优势与地位。”章罗生说。

  进入21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湖南报告文学不但涌现了较多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作品与长篇系列,而且形成了特色鲜明、潜力深厚的作家群体。如在红色题材方面,有张步真、赵志超与杨华方的毛泽东系列,余艳的杨开慧系列,张雄文的粟裕系列,以及曾祥彪与周文杰的英模系列和胡玉明的浏阳英烈系列;在现实题材方面,有陈启文的“国情”系列,阮梅的“留守儿童”系列,龚盛辉的“国防科技”系列,韩生学的“婚姻家庭”系列,徐文伟的“改革”系列,还有余艳、王杏芬、王丽君、何宇红的“中国追梦者”系列,这一切都在说明,湖南的报告文学创作已形成规模。

  2015年,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成立,凝聚了众多创作者,文学活动与创作更加风生水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如此评价:“目前中国报告文学最活跃的两个省份,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湖南。”

  “这种活跃,就是形成了一种好的气候,创作者们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的,永远在路上,不怕吃苦,准备吃苦,也赢在吃苦。”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余艳说。作为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余艳近年创作的《板仓绝唱》《守望初心》等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今年出版的《守望初心》,被誉为文学创作大丰年擂响的第一声鼓。“《守望初心》是我写得最苦的,六易其稿。”为了写作此书,余艳用3年时间走访了近百个红军家庭,扎桑植、上湖北,去红原、下金川……

  真实和真相考验着作家的良知,行走的艰苦则打磨着作家的意志。在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胡启明看来,克服这种苦是需要勇气的。多年来,胡启明的报告文学关注一个个被遗忘的生命体,目睹了众多摧肝裂肺的场景,“我晚上做梦,时常又哭又笑,陷在里面出不来。但是我无怨无悔,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有使命与担当。”

  珠穆朗玛峰的崇高来自于青藏高原的托举,一棵大树的成长离不开扎根的土壤。“湖南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取得突破性成就,离不开好的氛围,离不开已经形成的好气候。”余艳说。

  对于纪红建的获奖,章罗生给出了如下判断:它不但证明了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内在潜力与广阔前景,而且说明其与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同步,正从“高原”走向“高峰”。

  3 湖南作家连续两届获得鲁迅文学奖,为重振文学湘军带来了曙光

  “《乡村国是》能获奖,我之前就有一点预感。它全面、厚重、深入,是反映当前扶贫攻坚国家战略的百科全书式辞典,体现了深切的人民关怀和现实关怀。这是继2014年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之后,湖南作家连续两届获得鲁迅文学奖,为重振文学湘军带来了曙光。”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晏杰雄博士说。

  “文学湘军”,是对湖南文学的崇高赞誉。解放初期,湖南的文学创作阵容与影响力,放眼全国,可列入文坛第一方阵。20世纪80年代,湖南文学再次进入了黄金时代。据统计,改革开放最初的12年里,湖南作家在全国性的文学大奖评选中,获奖30多次。1979年至1985年连续七届获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湖南成为全国唯一的“七连冠”省份。

  1982年12月15日,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在6部获奖作品中,湖南作家莫应丰、古华以《将军吟》《芙蓉镇》爆出双响炮。从此,“文学湘军”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

  但遗憾的是,自此以后,湖南作家一直与茅盾文学奖无缘。

  衡量一个地区文学艺术的水平,最重要的标准,要看是否生产出了精品力作。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而优秀作品的重要衡量标志,就在于是否获得重量级奖项。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继30多年前的茅盾文学奖之后,湖南作家在鲁迅文学奖上不断收获,无疑提高了湖南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

  晏杰雄用“蝴蝶效应”来形容这次获奖的意义,认为其不但对湖南报告文学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对整个湖南文学,以及湖南文化都有推进作用。

  “作为少壮派,纪红建的获奖,对于青年一代是有刺激性的。”近年来,湖南文坛出现了备受瞩目的“五少将”(谢宗玉、田耳、马笑泉、沈念、于怀岸)等新生代力量,他们频频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大型期刊亮相,风头强劲。纪红建的率先获奖,会激发青年作家们你追我赶的创作劲头。“我们一直在说文化强省,文学在文化强省中起着核心和底蕴的作用,是硬通货,起着标杆作用。”晏杰雄说。

  青年文学评论家黄菲蒂是近年来湖南报告文学年度综述的执笔者,在她看来,湖南报告文学中对红色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开掘,是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样的写作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雄心壮志,是真正从文化传统中继承的家国情怀,“纪红建的获奖,会让湖南作家们更从容自信地写作,彰显道德的力量,走向文化的深处。”

  纪红建谈获奖:写作不是文字游戏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这次能获奖,我有几个体会:第一个体会是当下是一个信息化时代,是一个非常浮躁的时代,我觉得,一定要沉住气、沉下心,淡泊名利,要放下身子。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我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走出办公室,谁也不认识谁,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采访者,人家不一定会给你好脸色看,但我需要的是材料,需要的是体验真实的生活,我不计较这么多。要走入火热的生活,就要放下身段,把自己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体验者,一个寻找者、记录者。

  第二个体会,要把个人的情感和国家的命运联结起来,把湖湘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结起来。很多人说,写文章,就是玩文字游戏,但是我这么多年的坚守,深切地感受到,这不是文字游戏,真的是一种责任与担当。十多年前我写《哑巴红军》,那时候还很懵懂,后来写过一些应景的作品,但都体现了我的责任与担当,我至少要求我写的东西真实,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因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就在于真实。《乡村国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紧紧把握住了两点,一是有忧患意识,二是有思辨,有自己的反思。实际上,这部作品里面,你细细地看,就会发现,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有两个山村的对比,很多人曾经就跟我提出过,你这样写就不怕吗?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中央扶贫办乐于把这部书推向全国,就是因为写得客观,作为一个扶贫明星村,人家都说十八洞村是很好的,但它以后能不能持续,我始终是怀着一种忧虑的。包括最后一章是对中国教育扶贫的反思,对中国老区扶贫的一种反思。但反思我注意把握尺度,我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实际上后面评论家评价这部作品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思辨,反思。如果说我们湖南作家原来的作品有不完善的地方,就是反思不够,思辨不够,尽管很多故事描述得特别精彩。

  第三个体会,对自己要有高标准高要求。我有一个很呆的检验的办法,就是我们写出来的作品,出版社市场化运作效果如何,能不能在国家级主流文学期刊发头题,或者能重点推出,如果能做到,就有了基本的质量保证。在当下的这个自媒体时代,你只有这样严格要求,才能出精品。如果一个作品,不能在国家级刊物上发头题或重点推出,说明在艺术价值上是过不了关的。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

  (长沙晚报记者 胡兆红 整理)

【作者:记者 胡兆红】 【编辑:谭伟】
关键词:文学 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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