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谋亮
学校一放假，往日喧闹、拥塞的街道如道旁的梧桐树般清洁光溜。一连走过了好些早餐店，紧闭的大门让在寒风的裹挟中高一脚浅一脚蜷缩着走的我显得突兀。
不死心的我，想把整条街道走完，去尽头拐角煎饼店看看，如果依然关门，那就干脆去商店买面回去自己煮，早、中餐两顿一起凑合下。
尽头，风住了，店铺的卷闸门高高升起。看到探出头来的玻璃橱窗，温暖与激动忽至。“还是老规矩？”
人未走近，橱窗后面的大妈已大声招呼，手上的刀却没因说话而停下，“唰唰”几下就已切好酱香饼，用袋子一装，连同一杯暖和的现磨豆浆递了过来。
煎饼店是家夫妻店，老两口从河南来长沙十几年了，随着街道的变迁中间挪过几次窝，但总没挪出这条街。凭着手艺，养大了儿女，眼瞅着孙辈都大了，也没想过有别的大发展，只求把煎饼做得更香、更长久，等哪天做不动了，再回老家享福去。
老人家卖煎饼从来不过秤，你说要几块钱，她就估摸着切几刀给你。你甭说切多、切少了，吃了后刚刚好。她就是这么个脾气，小店里她做主，用她的话说，都切了几十年，比秤还准。
卖油翁“唯手熟尔”的故事如乡间的野草，无论古今，皆多不胜数。
小时候，我就很羡慕父亲和母亲的绝活。父亲在自家作坊里烧制陶器，从挖土、制坯到担柴烧制，所有活计都必须自己干，烧制前，需要劈柴，买来大木头，用斧头一根根劈开。劈柴是个体力活，更需要眼力与经验，斧头在父亲的手里如臂使指，指哪劈哪，木头也挺听话，三下两下，偌大一根木头非常乖顺地成了大小匀称的细木条。每次趁着父亲有事走开，就举起斧子想尝试，往往刚刚举起，却被返回的父亲呵斥。因为太容易受伤了，一是小孩子力量不足，二是眼力不够，一斧子下去，要么劈不到木头，要么就是劈到了，却因把握不好木纹而只是钝打在木头上，这样一不注意，斧子会弹起而伤人。
母亲的活就更绝了，乡下过年每年必磨豆腐，几户人家凑一起打，热热闹闹忙乎两三天，大过年的气氛全有了。跟过年沾上边，任何事情立马变得神圣起来，豆腐的好孬甚至成了预测来年气运的手段。豆腐能不能凝结成块，全靠石膏水下的比例到不到位。因此，下石膏水的师傅弥足珍贵，毕竟一家的气运全出于这一双手呢。母亲就是村里有名的掌秤师傅，尽管是需要精确到克数的活计，她却从不用秤，全凭眼力和感觉。神奇的是，无论哪一次，她从未失过手。
我曾问母亲，为什么总是那么准？
她说，做事、做人，不仅要靠手上一杆秤，更要凭心中的那杆秤，手是秤杆，心是砣。
那时不明白这话的内涵，母亲也不细说，只让我多观察村里卖肉的屠夫。屠夫的准头真是好，好得让我心痒痒、跃跃欲试，但又很迷糊。每次，他跟人打赌的时候，一刀下去，秤一称，绝不会差上毫厘，简直是神乎其技。但是，每次真正卖肉的时候，顾客说好就要一斤，只要一斤，不能再多了。可是一刀下去，不偏不倚刚刚好一斤一两。这时，顾客皱着眉头，口头上喃喃道：“切多了，切多了。”但又没多出心理承受范围，到后头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毕竟凭感觉砍的，谁能保证不失手？这就是我小时候非常不解的地方，那屠夫明明有那么好的准头，却屡次故意失手，这不是在败坏自己的威名吗？现在想来，那屠夫岂止是手艺好，还把人心摸得贼准呢！
大妈手里的刀准，秤也准。街上来往的皆为熟人，哪个吃得多、吃得少，一清二楚。平时，面对长身体的学生仔，也由着他们的肚子来。
“大妈，学校放假了，别家店都关门回家过年去了。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快了，快了，等对面那正在建设的楼盘放年假。不然，连我这都走了，那些民工去哪吃早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