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历史学者谭伯牛的新著《应解人间不自由》出版后，在阅读圈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论者多曰，这部书谈论民国时期许多文人的轶事、趣事、细节，很有趣。该书剖析人物性格入微，笔调老到而轻松有趣。
谭伯牛在书中说：这本书写了不少当时文人的“一些轶事，一些趣事，一些细节。”但是读者如果看这本书，仅仅是为了解轶事、趣事、细节，那就低估了一位历史学者的眼界。谭伯牛很善于从轶事、趣事、细节去描绘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他此前一些写湘军的著作，比如《战天京》《湘军崛起》，就是这种写法，从湘军重要人物的轶事、趣事、细节去写其所处的大时代。
这本书写了民国时期许多文化名人的轶事、趣事、细节，如胡适、沈从文、徐志摩、郁达夫、林徽因、萧红等等。为什么民国时代的轶事、趣事、细节，特别是婚姻恋爱的轶事、趣事、细节特别有趣而丰富？看完伯牛此书，我以为能找到答案。我的理解是：因为民国时期是一个半新半旧、新旧交锋、新旧碰撞的时代。说它旧，它离清朝不远，特别是民国初年还有很多遗老在，一些旧的观念、旧的制度对社会的影响还不容小觑；说它新，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很多的新思潮涌进了中国，影响了年轻人。人性的勃发、思想的自由在那个时候是时髦。那些文化名人，他们不得不在这种新旧的交织和冲突中纠结，他们的婚姻、恋爱的轶事、趣事、细节才多姿多彩，才具有丰富性。
我们假设一下，把民国初年往前推50年左右，就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那么胡适等人所面临的困惑，胡适和江冬秀的婚配错位就不存在，鲁迅和朱安的婚姻亦不会成为悲剧。这并不是说，在那时候胡适可以免于娶江冬秀，鲁迅不用和朱安成亲，而是所谓的“错配”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当时几乎所有的婚姻是基于父母之命，哪怕男方是一个享有盛名的才子，哪怕他中了举人或进士，仍然要秉承父母之命娶亲。即使心里不满意，大不了过了数年纳个小妾作为补偿。而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绝大多数女性还待在闺房里面，她们很难进入到公共领域，没有胡适这样的文化名人和知识女性陈衡哲同学的可能性。如果在清朝，胡适和姻妹曹诚英近距离接触且频频鱼雁往来就是违背礼法的丑闻（胡适和曹诚英是远房表兄妹的说法是不确的，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他们之间没有表亲的血缘关系）。沈从文也没有和张兆和产生师生恋的机会。这类轶事、趣事、细节，没有较大范围内产生的社会基础。我们看传统戏文如《西厢记》，陌生男女私下产生感情的场所，大多是寺庙、元宵灯会。舍此而外，青年男女没有交往的空间。祝英台只能女扮男装才能进入书院和梁山伯同窗，进而产生恋情。
如果由民国时期往后推到今天，那么像胡适、沈从文、郁达夫等人当年所遇到的婚恋困惑也没有了，因为时代进步到男女婚恋自由是常态，父母支配子女的婚恋是非常态。今天职场上的白领，无论男女，他们的恋爱和婚姻选择是自由的，单个的男女的婚恋选择很少再受家族和家庭的支配。如此，《应解人生不自由》一书所写的生活细节也很难产生并被人津津乐道地传播。如林徽因因为她的父亲死于郭松龄反张作霖的兵变后，梁启超承担了她在美国留学的学费，她不可能毁掉和梁思成的婚约而接受徐志摩等人的爱。林徽因在那个时代，看起来思想颇为解放，但她心中其实还有传统社会的女性的束缚，她嫁给梁思成当然有爱的成分，但也不能否认有报恩的因素。如果搁在现在，报恩的想法左右了婚姻选择，大约是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了。
阅读这本书若能理解书中诸多人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观念冲突、新旧习俗并存的大的转折期，那么当时名人的轶事、趣事、细节便有了沉甸甸的历史感。
这本书的书名来自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唱和其夫的一首诗。陈寅恪在诗中说：“人生自古伤离别，真信人生不自由。”当时正是全民抗战，陈寅恪应邀去西南联大教书，把妻女留在香港。唐筼读到夫君信中所写的诗，和诗安慰陈寅恪：“秋星应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任何人的婚恋皆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也都带有时代的痕迹。此书未能论及陈寅恪和唐筼的婚姻以及陈寅恪择偶的观念（看重家世），可算是小小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