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卷晴空独倚栏｜“文脉长沙”专栏

　　唐学雷

　　壹

　　朔风起，云飞扬。或许也是这样大雪纷飞的时节……

　　当长沙的栾树、枫树、银杏、水杉、梧桐、乌桕等乔木树叶枯黄，落叶在寒风中打着转儿飘向地面时，开封的白桦、国槐、榆树等也褪去叶片，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旷野勾勒出古朴、倔强的粗线条。风像刀子一样刮到脸上，冷峻而凛冽，直往脖子里钻，使人感到了丝丝寒意。

　　这是宋朝元祐八年（1093年）年初的一天。

　　41岁的杨时从福建将乐老家来到京师（开封）从吉赴调。他已接到去荆湖南路潭州（长沙）浏阳县任知县的任命书，却不急着去赴任，而是往西绕道洛阳以师礼谒见老师程颐。他先去河清县（孟县）拜访知县、同窗好友游酢，然后相邀一同去见老师。

　　这天，杨时同游酢一起向程颐请教学问。程颐见门下两位高足皆有出息，已是或将是主政一方的官员，前途不可估量，乃谈兴甚浓，谈话中既有理学之论，又有为官之术，还有做人之道，满是殷殷嘱托、拳拳爱意。

　　两位学生肃立一旁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问，又不时颔首。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临近傍晚，也许是讲累了，程颐讲着讲着，突然在椅子上打起盹儿来。杨时、游酢想要告辞，却又不便惊醒老师，于是两人静立堂内等候老师醒来。

　　不一会儿，天空飘起鹅毛大雪，且越下越急，杨时和游酢仍侍立未去。两人虽身着冬袍，但站久了却有了寒意和麻木感，游酢实在受不了，几次想叫醒老师，都被杨时阻拦住了。直到程颐伸了一个懒腰，一觉醒来，才赫然发现厅堂里仍站着两个人。

　　程颐乃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

　　程颐出门一看，门外已是雪深一尺了。

　　程颐很为两位学生的诚心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杨时、游酢不负厚望，终于深得程门理学的真谛。

　　杨时与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在《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宋史·杨时传》等史籍皆有记载，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佳话。

　　相聚的几个晚上，杨时与游酢住在洛阳科表院，两人抵足而眠，谈人生理想、社稷民生，有时通宵达旦，五天后才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各奔前程。

　　时间回到宋朝庆历六年（1046年），大理寺丞程珦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好友、湖南道州（道县）人周敦颐处拜师学道。那时，周敦颐正担任郴州郴县令，他在治理县政之余还讲授理学，被誉为“文以载道”的典范。

　　周敦颐主要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把自然观、认识论、思想方法以及伦理道德等组成一个有机的哲学体系，相较于以前的儒家学说更为精细且富有理论特色，其为学方向与义理架构开创了宋明理学，被称为“道学宗主”。因号濂溪，其学问也被称为“濂溪学”。

　　周敦颐创办的鱼山书堂，常年书声琅琅。程氏兄弟在此刻苦攻读，学到了老师真传。兄弟俩回到北方，在洛阳掀起理学革命，将其发扬光大，开创了“洛学”，被世人称为“二程”。渐渐地，“明道先生”程颢的理学学问名气盛大。

　　元丰四年（1081年），杨时29岁，授徐州司法。这是他出仕后的第二个官职，头一个官职是汀州（长汀）司户参军。这年，他自开封至颍昌（许昌）拜程颢为师，以书乞留门下受业。

　　“公与御史建安游公定夫往从学焉”，同是福建人的杨时、游酢加入程门，从而改变了“其出门皆西北之士”的格局。程颢也格外看重他们两人，“于言无所不说”。

　　杨时叹曰：“从吾先生游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是知天下事惟理义尔。”

　　杨时来学，程颢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

　　杨时初见程颢时，谢良佐也在。谢为人诚实，但聪悟不及杨时，所以程颢常常说杨时聪明。后来，杨时与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一起成为程门四大弟子。

　　元符年间（1098—1100年），程颐自四川涪陵归来，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唯独杨时与谢良佐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

　　杨时不负众望，学成之时，来到程颢府上向老师辞别。

　　那日的天空，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阵列，振翅南飞。

　　程颢出门送走杨时，心中怅然若失，转身回府时却又非常自豪地对仍在府上的坐客曰：“吾道南矣！”

　　程颢去世后，杨时又拜程颢之弟 、“伊川先生”程颐为师，于是才有了“程门立雪”的佳话。

　　贰

　　杨时南归后，最早把二程理学传入福建，开创了理学的“道南学派”，一传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朱熹，四人被后世尊称为“延平四贤”。杨时且被尊为“闽学鼻祖”，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栻、吕祖谦都是杨时弟子的弟子，其徒多至1000余人。

　　秋去春来，岁月更替，理学在南方得以广泛传播，形成了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学。

　　绍圣元年（1094年）二月初，42岁的杨时赴浏阳上任知县。

　　这一年，章惇拜相，严刑峻法，宋辽边境紧张。

　　游酢时任太学博士。杨时审时度势，致信劝说游酢：“京师非食贫之地，公聚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趋舍之方，宜审处也。”并附上《归雁》《感事》二诗。不久，游酢遂奏请朝廷外放为齐州签判。

　　有一天，游酢来访，杨时问：“适从何来？”

　　游酢答：“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

　　杨时再问欲去何方，答曰我要谨记程颢老师的一团和气。

　　成语“如坐春风”即出自此典故，用来比喻与人品、学识好的人相处，受到良好的熏陶、教诲。

　　杨时车马劳顿，从福建经江西到达湖南任职，途中作有《过丰城》《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上》等诗。

　　绍圣三年（1096年）秋日的一天傍晚，夕阳像一个红彤彤的火球悬挂在蕉溪岭的青黛色山头，把美丽的余晖洒在三面群山怀抱的千年古县浏阳城，使古老的城墙也仿佛沾染了金色的光芒，变得沧桑而绚烂。

　　九曲蜿蜒的浏阳河水清亮而幽深，河面上的乌篷船、驳子船纷纷划向码头靠岸，一大群鸿鸟结队而飞，越过近城的西湖山顶，飞向大栗坪方向，鸿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条线、一个点，消失在远方。

　　靠近西门的县治衙门西北角上，有一栋新建的三层楼阁。这时，44岁的浏阳知县杨时，头戴官帽，裙带飘然，一双大眼闪烁着明亮而智慧的光芒，目光望向辽阔远方，拈须若有所思。

　　刚刚送走一批聚会的客人，身边只剩下随从的老仆人刘叔。他吩咐刘叔取来宣纸笔砚，铺在撤完酒席的大方桌上，然后提起饱蘸墨汁的毛笔，刷刷书写开来，不一会儿，一首七言绝句《归鸿阁》跃然纸上：“帘卷晴空独倚栏，冥鸿点点有无间。秋风注目无人会，时与白云相对闲。”

　　刘叔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跟随杨时多年，耳濡目染之下也略通文墨，见到主人诗兴大发，诗书俱佳，乃拍手称妙！

　　杨时心生欢喜但不露声色，于是搁笔于桌上笔架，坐到旁边的藤椅里，闭目养神。他有点累了，需要休憩片刻。

　　刘叔识趣地拿来一床小棉被，轻轻地盖在主人的胸前，然后蹑手蹑脚下楼去了。

　　刚刚下午，客人陆陆续续来到县衙。除了县丞、主簿、县尉等一众官员外，当地名儒缙绅，包括县城附近的乡贤、举人、贡生等，也来了不少，共有二三十人。

　　听说县官大人在县衙后山废弃的场地建起一栋三层阁楼，人们都想前来一睹风采。

　　大家由一层登上阁楼，逐层参观，特别是登上三楼，视野豁然开阔，与平地所观风景殊异。大多数官僚对杨知县变废址为宝地大加赞赏，不时恭维一番。

　　其中有一位举人不解阁名，乃趋前谦恭问道：“异乎哉！子之名阁也。始子以飞鷃名其亭，殆将有志乎蓬蒿之间也。今又以归鸿名其阁，尔之中毋乃觳觫而受变于人欤？”
意即“飞鷃”“归鸿”是否有点互相矛盾呢？

　　杨时哈哈一笑道：“噫嘻！居，吾语汝。今人履步仞之丘，居环堵之室，虽有离朱之明，视不过寻常，逾阈之外，则不能瞩及。夫登泰山之崖，游昆仑之墟，下临虞渊，观日之出入，则六合为小矣。”

　　接着又道：“夫阁非有加损也,而所寓不同，见亦随异焉。”进而指出：“且鸿之冥冥，乘飞云，御泠风，上窥青天，子其以是为高乎？鷃之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子其以是为卑乎？是未知各适其适也。”

　　杨时见大家都在认真听，乃继续说道：“物各适其适，则天地之滨犹蓬蒿也，恶睹其异哉？盖天地之间一气而万形，一息而成古今，达观之士会物于一己，通昼夜而知，则虽死生之变无怛矣，又况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窥天人之蕴，故物我异观，而肝胆之间楚越矣，又恶足与语天理哉？子方疑我之觳觫而受变，予亦陋子之自梏于见闻也！”

　　这番话语借景抒情、蕴含哲理，指出人们不要自囿见闻，而要放眼世界，表达了一种朴素的认识论和辩证观。

　　问话的举人于是脸上显露出茫然自失的样子，唯唯而退。

　　此后不久，杨时将建阁的由来以及这天群贤毕至的情景写成《归鸿阁记》，并吩咐随从请来雕匠，将其镌刻于石上，立碑于阁前，供人揣摩领悟。

　　后来，以飞鷃亭为主景的“飞鷃芳草”和以归鸿阁为主景的“鸿阁斜阳”都成为浏阳八景之一。

　　天光流转，不紧不慢；昼夜交替，光影斑驳。

　　早晨的衙门，群吏密集，如同成群结队游弋的鱼儿；而入暮的衙门，群吏散去，轻快翩然就像受惊的野鸭子。当县衙内的一切都寂静下来，杨时常常打开一册书本，就像对着一位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贤士，或者持杯独酌邀明月相聚，或者独自轻盈散步于松树之下。

　　忙完公务，其他官员都各自回家去了。杨时身边除了老仆人刘叔偶尔说说话，免不了要经受孤独寂寞。每当夜阑人静时分，他就十分想念远在将乐故乡的亲人，而这时，也只有埋头于读书或写作，才会驱散掉心中无尽的思念之苦。

　　在杨时的同僚中，有一位任湘乡县令的张世贤，两地虽然相隔不是很远，但也难得见面。于是，在某个万籁俱静的夜晚，一灯如豆的油灯下，他挥毫写下古律《县斋书事寄张世贤》，诗的最后四句是：“故人隔清湘，怀抱何由舒？为问曾山叟，此意方何如。”展现了他疏离世俗的心境。他还写了七律《寄湘乡令张世贤》中，也有“道学未容窥阃奥，吏师应许叩邻封”的感慨，抒发了满怀报国之志，却常常在内忧外患纷乱的景象面前处于愤恨、彷徨的心绪。

　　工作之余，杨时也会和幕僚好友到浏阳县内游玩山水，古城附近的天马山、西湖山、道吾山，都曾留下他追寻大自然的足迹，而清亮的浏阳河就像一根绿色而多情的飘带，从古城南面穿过，左岸有清渭水，右岸有渭川、济川、淮川等多条支流，入河口大多水面开阔，帆影点点、渔舟唱晚，眼前的风景似有无限迷人的魅力。

　　唐代大历四年（769年），刘长卿曾描写过浏阳的《洞阳山》，其中有“空谷无行径，深山少落晖”之句。杨时游览洞阳山后，则写下七绝《洞阳･孙思邈修真所》：“圣童去后水云闲，陈迹难寻草木间。独有微言传逸史，洞天寂寂在人寰。”

　　西魏大臣独孤信称孙思邈为“圣童”。这首诗的字里行间表达了杨时对药王孙思邈的怀念与对洞天美景的热爱。

　　来到浏阳城南清渭水入河口处的青枫浦，杨时写下七绝《渭水》：“洄渊浩荡白鸥飞，老懒时来坐钓矶。岸帻行人聊自适，不应憔悴似湘缧。”此诗描绘了渭水浩渺、河畔垂钓的自然景观意象，表达了诗人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

　　刘叔将杨时创作的《归鸿阁》等五首歌咏浏阳著名景点、寄托山水情怀的咏物诗，以《浏阳五咏》为题收集，后人收进了《杨时集》。

　　业余时间，杨时继续钻研理学著作。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气变化而来，气聚成物，气散物灭，但又强调“气”是“理”派生出来的，理生气，理是阴阳二气的主宰者。他的“理气说”，充实和发展了理本论，为其多代弟子所传承。

　　他曾自浏阳寄书给远在河南洛阳的老师程颐，与其讨论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

　　杨时在信中说：“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于兼爱。”认为《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讲“仁之用”，如此就可能导致墨子之兼爱说。

　　程颐在复信中说：“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非墨子之兼爱说。

　　此后，杨时在倡道过程中，再三提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这个原则性的论断，并把它与体用、仁义相联系。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不同，但密不可分。他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

　　后来，他的弟子李侗、朱熹，都继承和阐发了“理一分殊”这一理学思想。

　　叁

　　北宋至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在路级行政区设置四套平行机构：即掌管军政事务的帅司，主管财赋征收与漕粮运输的漕司，执掌司法监察与刑狱复核的宪司，以及管理常平仓储备及灾荒赈济的仓司，四司通过职能交叉实现权力制约。

　　杨时有机会多次去潭州府衙。他写了《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为浏阳老百姓反映情况和谋求福利。

　　当时执掌潭州帅司的安抚使是张舜民。他对杨时的理学成就早有耳闻，每次杨时来府，因为敬重杨时的学识与为人，必设拜席与均礼，对他极为赏识，并给予礼遇。

　　潭州漕司转运使叫胡师文，此人与张舜民的志趣不相投合，对杨时与张舜民密切交往早就看不顺眼，一心想要排挤杨时，乃千方百计找杨时的过错，但都没有抓到把柄，于是他与长宁县令私下龌龊交易想背地里整杨时的材料。还没有得逞时，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给了他机会。

　　绍圣四年（1097年），杨时45岁。他在浏阳任知县的任期已经届满，但他没有急着离开，因为这年夏秋间，浏阳遇上罕见的大旱灾害。

　　彼时的浏阳，赤日炎炎，空气干燥，浏阳河、捞刀河、南川河等水系枯竭，河床裸露，田土龟裂，农作物歉收，有的甚至颗粒无收。干旱带来饥民遍野、饿殍满地，浏阳城乡谷价踊贵、米价飞涨，供不应求、无米可卖。

　　杨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一面组织县署衙门所有官员投入抗旱救灾；一面坐镇县衙指挥，紧急作《与州牧书》，驰书潭州府衙，乞米三千石赈济灾民。

　　此批救济粮拨下来后，杨时迅速组织发放到灾民手中，从而救活了许多濒临死亡的灾民，他们从心里纷纷感激杨时。

　　可是，心怀积怨的胡师文以“不催积欠”为由弹劾杨时。杨时因此被免职丢官，并且要被管制留下来催足积欠。

　　过了一年，危机始解。张舜民为杨时向上申诉冤情，杨时将被降职调任他地。他写了一封短信来安慰杨时。杨时回复道：“部使者以财赋为急，县令以子民为官，各行其职尔，无足憾者。”

　　经历此事，杨时非常郁闷，遂作《寄长沙簿孙昭远》：“阳城衰晚拙催科，阖寝空惭罪亦多。祭灶请怜君自适，载醪祛惑我谁过？猗猗庭有兰堪佩，寂寂门无雀可罗。归去好寻溪上侣，为投缨绂换渔簔。”

　　杨时为民请命、乞米赈饥反遭罪责。然而，即使是官场冷落，也要保持兰心蕙质，与其仰人鼻息,不如回到故乡垂钓溪畔啊！

　　临行之前，杨时还在为浏阳灾民着想。据清同治《浏阳县志》记载：“（杨时）在浏阳，方官散青苗钱，凡酒肆食店与俳优戏剧之罔民财者，悉禁之。散钱已，然后令如故。”

　　青苗钱指的是在青黄未接时给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官方发放一定的钱来接济乡民，恢复生产。为了防止农民将这些钱用来酗酒、看戏和大吃大喝，让农民集中精力搞好耕种，杨时严肃叫停了全县的“酒肆食店与俳优戏剧”。这个事情做好以后，依然恢复如常。

　　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 46岁的杨时从浏阳调宦京师。他想悄然离开生活了几年的浏阳，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

　　那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

　　从浏阳县衙到北郊的古驿道边，聚集了不少前来送行的老百姓，许多死里逃生的灾民、许多受益终生的学子都来了。他们感恩杨时的救济，也感恩于杨时的授课，从依依惜别的眼神里，读出了大家无限的不舍和景仰。

　　桂花浓郁，一路飘香。老仆人刘叔牵着一匹瘦马，马背上驮着主仆简单的衣衫与书籍。

　　杨时向众人频频拱手作别，缓缓前行，直到慢慢走出人们的视线，隐入蕉溪岭的一片葱茏的山色中……

　　肆

　　浏阳偏居湘东，开化较晚，文化教育落后。杨时任知县时在浏阳城南讲学论道，传播理学，很多士子向他问学。后来，浏阳人为了纪念杨时，在他曾讲学的城南向阳门内西街建起浏阳第一所书院——文靖书院。

　　杨时之后，浏阳学风蔚然。元朝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11岁就在文靖书院求学，元朝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的内容，欧阳玄脱颖而出，登左榜一甲进士第三名。往后，浏阳开办了多家书院，每个朝代都走出了一批进士和封疆大吏。

　　明嘉靖甲午年（1534年）春二月，行人王献芝以使事经浏阳，看到县境风俗淳厚，乃喟然叹曰：“浏阳有龟山之遗乎？”

　　清嘉庆《浏阳县志》载:“浏俗故淳朴,有怀葛风。逮宋杨龟山令邑后，更彬然称儒雅乡焉。”

　　回眸历史的天空，总有璀璨的星光闪烁其间。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还是那位赏识他的张舜民举荐杨时为教官。次年，50岁的杨时赴荆州府（荆州）任教授。此后，他任过地方直至中央的许多重要官职。

　　据《宋史·杨时传》载，杨时“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又说他“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

　　杨时后来累官至工部侍郎、除龙图阁直学士。特别是理学成就更闻名中外，连高丽（今朝鲜）的国王都在问：“龟山先生今在何处？”

　　北宋末年进士、建宁崇安（武夷山市）人胡安国早年拜杨时为师，研究性命之学。他的儿子胡宏，20岁时至京师，入太学，也曾师从于杨时。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天下并不太平，韩世忠在黄天荡将完颜宗弼率领的10万金军围困了48天之久；钟相、杨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在洞庭湖畔揭竿而起，占领了湖区周边的多个州县。

　　胡安国携家眷避战乱，“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

　　当他来到潭州湘潭县的碧泉村一带时，面前突然出现一条清亮的河流。他停住脚步，观起景来，且惊叹道：“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

　　他吩咐门下弟子去向附近居住的村民打听这条河流叫什么名字？离源头还有多远？于是，他们一行人傍着西山的南面行走，逶迤而入。大概走了不到百步，只见在苍郁的大树之下，有一口翠绿澄净的深潭，水中藻荇随波飘动，还有小鱼儿穿梭其间，难怪村民要称这条小河叫“碧泉”。

　　他顾不上旅途疲劳，沿河登山四顾，方知此处在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见衡山也在相隔百里不远处。他爱上此处山水之美、山川之胜，徘徊再三，不能离去，乃拂石倚筇而坐，喟然而叹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昼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

　　于是，他决定隐居于此，向村中长老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蒿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并开始修建居所、书堂以及改造周边环境。只不过直到他去世，尚未完全竣工。

　　他的儿子胡寅、胡宏兄弟继承父亲未竟事业，将书堂扩建为书院，完成了整个建筑工程。

　　正是在这世外桃源般的碧泉书院，胡安国一边搞建设，一边著《春秋传》，胡宏则写下《知言》。父子两人潜心研究和传播理学，其著述成为理学经典，建立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并在此开馆授徒，开创了湖湘学派。

　　在胡宏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名叫张栻的四川绵竹人，师从他学习儒家理学，成就很大，后来成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御赐“岳麓书院”匾额，潭州岳麓书院成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聘主持岳麓书院教务，教授学生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

　　乾道三年（1167年）秋天，麓山枫叶正红，湘水漫江碧透。

　　中国古代书院史上著名的一次学术会讲，发生在潭州的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当时张栻是两所书院的负责人。

　　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县来到潭州找张栻论讲，是因为理学中“未发之中”的问题没弄清楚。

　　层林尽染的岳麓山下，粉墙黛瓦的岳麓书院，树木掩映着翘角飞檐的庭院建筑。大堂之上，两位理学大咖就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切磋，室内外听者云集，连走廊过道都站满了人。讲学两月，听者多达千人，连门前饮马池的水都被马喝干了。

　　会讲高潮时，巍巍麓山见证了朱熹、张栻二人曾三天三晚不下讲堂，这件学术盛事史称“朱张会讲”。

　　滔滔湘水目睹了两人来往于东城南、西岳麓两所书院，湘江边至今仍留下“朱张渡”的历史地名。

　　周敦颐、二程、杨时、胡宏（胡安国）、张栻，理学湖湘学派的脉络清晰可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杨时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输送“活水”，才让理学湖湘学派这片“方塘”永葆生机，始终澄澈……

　　清朝乾隆八年（1743年），为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功绩，御赐“道南正脉”匾额，意为岳麓书院是“道学”（理学）南传的正宗。“道南正脉”表明以岳麓书院和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岳麓书院在理学传播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回溯至北宋，程颢、程颐两兄弟在洛阳掀起理学新潮，福建人杨时闻风而至，师从“二程”并留下“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杨时南归后，理学在南方得以广泛传播，不但实现了程颢“吾道南矣”的预期，还通过其弟子将岳麓书院打造成为理学南传的正宗之地。“道南正脉”之“道”不仅蕴含理学的精义，更彰显了岳麓书院文化的纯正传承。

　　作为理学南传的鼻祖，杨时在湖湘学派绵延的文化血脉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源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