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艺考，让文化“归位” | 山水洲城记

“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不能让艺考再催生‘绝望的文盲’。”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的本科招生录取公告。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8个专业取消了艺术类校考，直接按照高考的文化课成绩进行录取。消息一出，“取消艺考”便迅速登上了热搜。

热搜之下，是公众积攒多年的情绪。为什么本该最有文化的行当，反而成了“文化洼地”？

一

文化之失：艺考不是文化“洼地”。

这一变革，首先要从旧艺考模式的积弊说起。

曾几何时，编导类艺考被一些人看作是高考“曲线升学”的捷径。考试的内容被培训机构拆分成了可以复制的“万能模板”，有些文化课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在高三阶段只要突击三五个月，死记硬背影评套路、套用故事框架就可以“顺利上岸”。

这样的“速成”注定考生无法沉下心去阅读经典、体察社会，知识结构自然单薄而脆弱。当他们走上编剧、导演岗位时，荧屏上的“雷剧雷语”就不足为奇了。

2025年谍战剧《沉默的荣耀》中，1949年的角色脱口而出“抗战十四年”，女主脚踩20世纪70年代帆布鞋，国民党高官乘坐90年代别克，网友戏称“一部剧穿越大半个世纪”；同年古装剧《折腰》《赘婿》被指服饰礼仪错漏百出。2026年《炽夏》更因反常识桥段遭群嘲，观众直呼：“编剧没读过高中”“编剧可以下岗了”……豆瓣评分跌至4.8分。

这些“穿帮”看起来只是细枝末节，但其根源却是创作者文化素养的匮乏。

二

文化之变：入口重立“标尺”。

正因如此，艺术类专业的招生改革势在必行。

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出台了意见，明确要求“逐渐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

中国传媒大学此次调整，最直接的意义就是从入口处选拔出底蕴更加扎实的学生。虽然文化课的成绩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的知识积累、思维方式以及学习习惯。

门槛提高倒逼那些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年轻人尽早重视起文史哲通识教育，而不是到了高三才临阵磨枪。当这些未来的编剧或导演具有更深厚的历史见识与人文素养时，荧屏上那些常识性的错误自然会少一些，经得起推敲的精品自然会多一些。

更深层次看，招生改革也是在重塑一种价值观。过去很多编导类艺考生并不是因为喜欢影视艺术才报考这个专业，更多的是看重其较低的录取分数线。此番改革后，只有真正对影视创作有着热忱，并且愿意为此做出长期学术积累的人才会选择这条路。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视频生成、剧本辅助写作等都极大地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技术门槛，在技术日趋工具化的今天，创作者的思想力、审美力以及文化判断力显得尤为关键，文化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为那才是我们最不可替代的“人”的优势。

三

文化之远：育人不是“一锤子买卖”。

当然，这场变革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关注。

它不是“一刀切”。

中传只对编导这类偏重文史素养的幕后专业进行调整，而像表演、音乐、舞蹈这些高度依赖舞台表现和身体禀赋的专业，校考和统考仍然保留着；让那些文化积淀深的专业回到文化赛道上，让那些艺术技能强的专业保留艺术考核，正是艺考制度走向成熟的体现。

别从“唯专业”滑向“唯分数”。

影视创作不仅需要学识，也需要创意、共情力以及独特的叙事感觉，并不能完全用标准化考试来衡量。“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说法在政策设计中有一定的空间，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还应加快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既要守住文化的底线，又要给特长生留出成长通道。

招生只是起点，培养才是关键。

如果高校课程体系仍然脱离实践的话，那即使招进了高分的学生，“纸上谈兵”还是在所难免。高校要借着改革的东风加强人文通识与专业创作的结合，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深入生活、感受时代；行业也要坚定重视文化的用人导向，提供扎实的实践平台，让招生改革的红利贯穿到行业人才培养的整个链条之中。

“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行业的立身之本。

文化工作者要腹有诗书。经典不是摆设，是创作的根脉。不读诗书，不识古今，拿什么让笔下的人物立得住、故事经得起推敲？

文化工作者要世事洞明。不识人间冷暖，笔下何来烟火？不闻市井悲欢，故事怎抵人心？

文化工作者要心存敬畏。创作不是流水线，是精神的对话。对历史负责，对观众负责，更对自己的职业尊严负责。当创作失去敬畏，文化便成了笑话。

作者/郑伟生

编辑/刘丹 校读/李乐

初审/胡兆红 周顺利 终审/黄飞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