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雪梅
在我心里，“父亲”这个词，像家乡金鹗山顶的麻石，硬朗而高峻，还带着一点冷意。这一个板着脸、正襟危坐的词语，落到了一户寻常人家的小女孩面前，总有一种“隔”的感觉。我觉得“父亲”只是一个家家户户都必备的男人，就像房子，必须有房梁。而母亲则不同，她是米饭，是棉被，是活命的必需品，像温软暖香的光。
想起来，我童年时有过三怕：怕黑夜、怕蛇、怕父亲。前两怕，是所有孩子共同的，可以理解。但后一怕，与父亲年轻时一身的威严、绷硬的脾气，以及常常一副雪国冰山似的脸色有极大关系。
大约是四五岁时，一路哭喊挣扎的我，被父亲从长沙的外婆家抱回岳阳，开始了每天与他同处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当我满口的长沙话，变成了地道的岳阳腔，我仍然觉得他是别人家的爸爸。再大一些，我认同与他的父女关系后，又觉得他像家里的客。因为，即便我家就在他从教的校园里，可他仍然只在饭桌上露面，在睡觉前归家。很多时候，家里的饭菜上桌了，母亲还要打发孩子们满校园去找父亲回家来吃饭。仿佛教书这件事，比命还重要，父亲把所有的时间和热情，全都放在办公室和讲台上。他每年都会拿回一些红字的奖状，家里的抽屉塞满了，就用一个铁夹子夹起一大叠，挂在墙上。小学一年级时，同学来家里玩，我怕小伙伴们知道父亲的名字后取笑，就把铁夹子上第一张奖状的名字剜掉了。结果，父亲回家后，勃然大怒，狠狠地抽了我几巴掌。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他打。不光我，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怕他，若见他脸色阴云密布，就噤若寒蝉，或像老鼠见了猫。
这顿打，让我对他产生了惧怕感。我甚至觉得他每次在进家门之前，就把笑容从脸上脱下了，挂在家门外的校园里。与当时的许多男人一样，父亲不大理会柴米油盐这些琐碎家务，也很难得问问五个儿女的功课。母亲总说，父亲的脾气倔，在家在外，都不懂得委婉与迂回；说话，也从不拐弯，每个字，从嘴巴里吐出，落到地面，像石子的撞击，会砸出一个个洞。
父亲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无论什么情况下，对有损自己尊严的人与事，决不低头俯就，也决不会因为生活的难处而求人。就算当年，我母亲为我姐姐哥哥从乡下知青点招工回城的事急得哭，他也不愿意上门去求老朋友……母亲的泪水，让我刻骨铭心，也觉得父亲自私、冷漠，不懂人情物意。在进入中学前，我心中的“父亲”一词，都是冷色调的。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匮乏，作为多子女家庭，我家更是生活拮据。父母的工资，常常没有到月底，就花光了。为省钱，父亲买来烟叶，切成细细的丝，做成卷烟抽。偶尔喝点便宜的白酒，这算是最大的奢侈了。家里一个钱掰成两个用的时期，父母也会为钱发生争执，而我感情上总是站在辛苦持家的母亲这边。
那个年代，家家生活皆清苦，尤其是多子女家庭的父母，更得努力工作，以保障全家衣食有凭。父亲说，认真工作，一则是做人的本分，二来也对得起每月发的这份工资。总之，做人要凭良心。
有一年大年二十八的傍晚，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在漫天风雪中叩开了我家的那扇老木门。女孩子是父亲的学生，已经毕业离校了。她送来了两条草鱼，说给老师一家尝尝。见父亲坚决不收，她快哭了，说：我妈妈嘱咐过，人要懂得好歹……要不是方老师，我可能早就读不成书了。原来，女孩品学兼优，家是郊外一个渔场的，家里特别困难，连她的学费也拿不出。我父亲知道后，连续几个学期，不声不响地在教务处帮她交了学费。此后，每年过年前，这个朴素老实的女孩都会来家送两条鱼。每次，父亲就提前让母亲准备一些红糖、面条、豆腐票、肉票等，回赠给她。这种往来，持续了许多年，直到市场上物质丰富了才停下。这件事让我发现，父亲也有人情温热的一面。
进入中学后，一次，我无意中翻开了家里的抽屉，看到父亲20岁时，穿着解放军军服，挎着手枪在长沙郊外搞“土改”时的照片。照片里的父亲，英俊帅气，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这让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这位从湖南师大毕业的教书先生，竟然是“潜伏”在我们家的“战斗英雄”！突然间，我的崇拜与骄傲之情爆棚：喔，怪不得父亲这么威严，这么硬气。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父亲这个词，由远在天边的雷霆，变成了洞庭湖的浪花，越来越柔软可感。记得初三那年，我突然感觉黑板上的字，远成了迷雾，根本看不清楚。父亲很着急，带着我步行穿过吊桥、洗马池，到了南正街的一家眼镜店，陪着我检查、验光，又亲自给我挑了一副黑边大框的眼镜。虽然被同学取笑是“老人镜”，但我却特别开心。
父亲收藏的名著是我少女时代的最爱。
父亲师大中文系毕业，骨子里有文学情怀。家里的教案下，放着一些当时没有解禁的书，有《青春之歌》《战争与和平》《元曲》《暴风骤雨》《飞鸟集》《红楼梦》等。我从小学就在父亲的书架前翻看，他鼓励我多读，但不许我拿出去，也不许到外面说。这种阅读，萌生了我心里最初的文学梦。
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收到稿费，这是一笔“巨款”，有30多元。父亲一边刮胡子，一边高兴地问我：五丫头，想要买点什么不？爸爸陪你去。那一天，空气中飘着槐花的甜香。父女两人，像过年一样，来到洞庭路百货商店。隔着柜台玻璃，父亲看中了一块最新款的小巧女表，是上海沪光牌的。节俭了一辈子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下了我此生的第一块表。我的稿费，他分文没用，说让我开一个存折存起来。30多年过去了，这块小手表，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它让“父亲”这个词，在我心里有了熏风拂面的温度。
如今，父亲已是90多岁的人了。年岁越高，他愈温和，心里的天地愈加清旷。每天不是伏案读书、写书，就是在住宅边的闲地上种菜。每次，遇到要捐钱捐物的事儿，他总是慷慨得很。他说，一个人在时空流转里，总要有些知见和向阳性；沾了人间的米粮，就要给后人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从2010年起，在七八年时间里，老父亲以一己之力，编写了《新华韵典》《怎样学些古体诗》《新编绝句三百首》等八本著作。他说，希望留下点有价值的文字，给热爱古体诗写作的人，以此证明他曾经活在人世间。
现在，父亲这个词，在我心中不止意味着血缘的来路，更意味着一个男人舍伪归真的器识和人生的庞大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