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登辉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带货主播……新就业群体是当下社会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
近期，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文件也是首个专门针对新就业群体的中央文件。从文件内容来看，对于新就业群体十分关注的问题，比如社保、公积金、平台算法、职称评定等均有明确意见。这些意见会带来哪些变化？怎样才能切实推动政策的落地执行？本报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解析。
打破“算法黑箱” 让权益看得见算得清
记者：《意见》聚焦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意见，例如保障新就业群体对算法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在平台算法治理中，如何建立有效的劳动者参与机制？算法透明度的标准应如何界定？监管部门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评估和监督，防止“算法黑箱”损害劳动者权益？
周鼎：“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要求。长期以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深陷“算法牢笼”，高强度派单、严苛量化考核、评分随意处罚等问题困扰广大新就业群体。《意见》明确保障劳动者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直指行业痛点，是对新就业群体最直接的权益兜底。
打破“算法黑箱”，核心是把算法话语权还给劳动者。首先，要建立平等共商的参与机制。可以搭建常态化协商渠道，吸纳一线从业者代表共同参与研讨，扭转平台单方面制定算法规则的现状，特别是对于派单计价、奖惩考核、劳动时长等关键机制的调整。同时，全社会要共同督促平台健全内部管控体系。
其次，要明确算法透明“硬标准”。可以在尊重企业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向新就业群体定向普及派单逻辑、计价方式、扣分依据、申诉途径等切身相关内容，让算法“看得见、算得清、能追溯”。
最后，监管体系还有进一步完善空间。加快落实算法备案管理制度，构建企业自查、第三方评估、政府动态抽查的综合监管模式，常态化整治超负荷派单、机械式考核、恶劣天气不减负等不合理行为。
建立职称评价体系 增强认同感归属感
记者：《意见》提出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职称评审政策。请问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应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职称评价体系？评价标准应侧重技能水平、服务质量还是社会贡献？如何确保职称评审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周鼎：长期以来，新就业群体普遍面临身份模糊、技能无认证、晋升无通道、社会认可度低等困境。本次《意见》提及的完善技能评定与职称评审的制度，正是补齐行业发展短板、增强新就业群体归属感的重要举措。
省内目前已经进行初步探索，在快递、数字经济、网络文创等领域，先行试点新型职称评审模式，为制度完善打下一定实践基础。后续还可进一步在以下方面进行优化。
一是推行分行业差异化评审机制。可以按照体力服务类、线上创作类等行业属性，贴合不同职业工作特点，以实操技能为核心、服务口碑为基础、社会贡献为补充，打破学历资历门槛，凭实干能力评定等级。二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以平台真实订单、服务评价、安全记录为核心依据，运用大数据客观核验从业实绩，全程公示、多方监督，树立行业正向发展导向。三是评用结合实现长效激励。可探索研究将新就业群体技能水平和职称等级与社保补贴、评优评先、城市公共服务等人才政策项目匹配，让“干得好”不仅有荣誉，更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完善服务管理政策 实现“形象模糊”到“精准分类”
记者：新就业群体在收入、技能、从业意愿上已出现分化（如“专职谋生者”与“兼职灵活者”）。“一刀切”的服务管理政策可能失效。在您看来，未来的政策应如何精准识别和回应这种内部分化？是否需要对不同子群体建立差异化的权益支持路径？
贺先国：我认为未来要提高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水平，应立足于“先分类、再分层”，做好“绣花”功夫。
第一，尽快实现从“形象模糊”到“精准分类”，这是政策设计的前提。新就业群体的内部是复杂多元的。从就业动机看，有“专职谋生者”与“兼职灵活者”之分；从与平台关系看，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准雇员”、签订劳务协议的“合作者”，以及多平台接单的“自由人”；从职业类型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与网络主播的诉求也截然不同。长沙实践表明，通过12345热线专线、“暖新长沙”小程序、线下征集点等多元渠道，已累计收集新就业群体建议诉求数万条，并据此梳理出高频词汇，实现了从“模糊感知”到“数据画像”的转变。
第二，政策设计应建立“分层分类、精准滴灌”的差异化体系。对于与平台具备劳动关系认定条件的，应依法签订劳动合同，适用现行劳动法；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则应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在社保方面，对专职从业者应推动“应保尽保”，对灵活兼职者则应设计“低门槛、可携带”的参保通道，确保“就业灵活、保障不断”。
在服务供给上，要区分“生存刚需”与“发展需求”。以骑手为例，对“专职谋生者”，应优先解决工伤保险、算法公正透明、驿站休憩等“生存刚需”问题；对“兼职灵活者”，则更应关注其职业转型、技能提升等“发展需求”。
第三，政策落地需要“精细化”的执行机制。即便是同一类政策，在不同场景下也应灵活变通。长沙有些区县针对“进门难”，制作“骑手友好地图”；针对不同小区的管理差异，试点“骑手友好”小区机制，通过协商缩短配送时间。
总之，未来的政策核心是建立“类型识别—需求诊断—政策匹配—动态调整”的闭环机制。通过分类施策，让每一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尊严。新就业群体大部分是青年，而长沙正在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我们要真正做到“来了就是长沙人”。
厘清部门职责边界 让各个群体都能找到“娘家”
记者：《意见》涉及人社、住建、工信、工会等多个部门。在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过程中，如何建立有效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各部门职责边界如何划分？如何避免政策执行中的“碎片化”问题，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贺先国：一段时间以来，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存在“各管一块”的困境——人社管劳动关系、交通管网约车、市监管平台、民政管社会救助，还有两新工委管党建。但这一群体的就业流动性、身份复杂性均对原有的单位式管理体制形成了挑战。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落实中央的顶层设计。《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党委领导、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指导推动、行业管理和业务监管部门具体推动、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属地管理的工作格局。这意味着新就业群体的管理服务已正式纳入党的社会工作体系，社会工作部门成为“统”的枢纽。
第二，职责边界需要进一步厘清。社会工作部门成为“统”的枢纽——负责统筹协调、政策设计、督导落实；行业部门承担“管”的职责——邮政管快递、交通管网约车、市监管平台；街道社区履行“兜”的责任——负责日常联系、阵地建设、矛盾调解等落地工作。同时中央和地方也要进一步厘清职责和紧密协同，分别加大对平台企业总部和区域分部的管理监督。
第三，破解“碎片化”需要“三个打通”。一是诉求收集打通。长沙线上依托12345专线和“暖新长沙”小程序、线下在“红色之家”设置征集点，较好地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意见反馈平台，成效不错。
二是数据壁垒打通。多地的“一码通行”探索，整合小区通行、驿站导航等功能，正是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成果。现在比较难的是政务数据可以共享，但平台企业的数据难以共享。
三是问题处置打通。在基层治理中可能面临着处理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地应该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政策资源，打造有效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一站式”服务平台。
总之，未来方向可概括为“三个一”：一个部门统筹（社会工作部门）、一张数据网络（跨部门信息共享）、一套工作闭环（诉求收集到问题处置）。唯有如此，才能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事有人管、难有人帮、心有人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