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娟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书院考察时指出：“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2026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湖南大学建校100周年，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湖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光荣革命传统，赓续千年书院学脉，弘扬“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可见，实事求是是岳麓书院的文化底色和精神内核。在千年的文脉赓续中，岳麓书院不仅坚守实事求是作为严谨治学态度的原初之意，还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推动实事求是从面向书本转化为面向社会现实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校长宾步程亲笔手书“实事求是”校训，勉励学生“尊重事实，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书中评价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指刘德做学问态度严谨，注重对古代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据。可见，早期的实事求是是一种面向书本、追本溯源的治学态度。这与宾步程所确立的、立足现实关切的“实事求是”校训，在内涵上有明显区别。那么，是什么推动实事求是从面向书本转化为面向社会现实呢？
这离不开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而这一传统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奠定。南宋乾道元年，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明确反对“但为决科利禄计”“习为言语文辞之工”的治学态度，确立了“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这一宗旨将治学的落脚点从书本义理转向现实民生，强调学问贵在落地践行，所学之道要能够回应社会问题、安顿生民，深刻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根本要求。在此之后，经世致用传统经由书院历代山长传承发展，成为书院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从王文清“通晓时务物理”的学规要求和“记事实”“考时势”的读史方法，到旷敏本六十六字长联中“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的深层追问，无不彰显治学须紧扣社会现实、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追求。
这一追求推动了实事求是治学取向的深刻变化，重塑了“事”与“是”的指向：考据学关注的“事”，是典籍文本；经世致用关注的“事”，是社会现实。考据学探求的“是”，是文本记载的本真；经世致用探求的“是”，是济世安民的道理。由此，实事求是不再局限于埋首典籍、考据书本，而是转向关注世事、探求现实，逐渐升华为立足社会现实、体察民情、以学问济世安民的价值追求。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传统的当代价值是，实事求是不是书斋里的考据功夫，而是要引导学生把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
推动实事求是从一种治学态度转化为一个认识论命题
明清之际，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集大成者王夫之把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夫之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深受湖湘学派“学贵力行”“知行互发”传统的熏陶。明清鼎革之际，他反思明亡教训，认为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学风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由此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远大志向，决心“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王夫之认为学术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理论探讨应该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关注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民生幸福之事。其哲学体系的建构，注重把天、道、心、性奠定于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提出“天下惟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为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传统奠定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这一本体论依据也推动了“即物穷理”内涵的转变。“即物穷理”这一命题最早是由朱熹提出来。朱熹认为，“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人伦道德规范。“即物穷理”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学命题。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气本论”的基础上，将“理”视为气运动变化所遵循的客观规律。王夫之强调“即物穷理”，就是要立足客观现实，躬身实践以探求真理，反对预设一个先验之理去框定现实。由此，“即物穷理”不再是一个伦理学命题，而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经过王夫之的改造，“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在内涵上呈现出明显的相通之处：都强调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空谈道理，而必须即物以求、即事而求，在现实事物中探求其规律。
正是这种内在相通，为曾国藩把二者贯通起来提供了哲学前提。曾国藩指出：“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他认为“事”就是“物”、“是”就是“理”，将汉学考据意义上的“实事求是”与宋儒哲学意义上的“即物穷理”统一起来，使实事求是超越了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层面，获得哲学认识论的意义，最终从一种具体的治学态度转化为一个哲学认识论命题。
推动实事求是从认识论命题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原则与科学精神
晚清，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传统被注入了洋务图强的时代意蕴，洋务图强秉持务实应变、讲求实效的底色，推动实事求是从传统的认识论范畴，拓展为认知西学、兴办实务、解决国家危局的实践准则与科学精神。
在岳麓书院实学思想的浸润下，魏源恪守“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治学准则，治学不困在书斋空谈义理，始终紧扣国运兴衰、民族安危。他直面西方技术全面领先于中国的客观事实，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打破了传统“夷夏之辨”的桎梏，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为实事求是从传统认识论命题转向近代救亡实践提供了思想先导。岳麓书院学生左宗棠大力提倡身体力行的务实之学，他认为要“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并把实事求是的务实思想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导原则，设立“求是堂艺局”，推动实事求是理念融入洋务兴办、人才培养的具体事务之中，极大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实践内涵。岳麓书院走出的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则进一步追问：西方技术蓬勃发展的精神根源何在？通过深入观察当时英国的科学，他指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认为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探索天地规律、创造实用器物，根本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郭嵩焘将原本属于中国传统治学与经世范畴的“实事求是”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相连接，拓展了这一命题的认知边界。从此，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命题走出书斋，走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前沿。
岳麓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根源在于其千年学脉中积淀的经世致用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和近代救亡图存危机意识，为实事求是内涵的不断升华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今天，赓续千年书院学脉，弘扬“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就是要继续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实事求是不停留于书斋考据，也不止步于认识论阐释，而真正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