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莹洁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青年毛泽东怀揣朴素的爱国救亡之志，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十月革命的曙光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他打开全新思想视域。经过反复比较、躬身实践，他最终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唯物辩证法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青年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大潮的推动，更根植于自身独有的精神特质。梳理其思想求索之路，实践性、斗争性、人民性三重特质尤为关键。
实践性：信仰不是口头宣示，而是扎根现实的实践抉择
面对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社会思潮，青年毛泽东不停留于书本研讨，而是躬身试验。岳麓山新村构想、上海工读互助团、驱张请愿、湖南自治运动，一次次实践又一次次碰壁。残酷的现实使他幡然醒悟，改造社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经过实践试错，他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契合中国救亡实际的科学理论。
从理论溯源看，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列宁把实践视作人们“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的现实活动，是打通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的桥梁。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实学传统，深刻浸染青年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形成内在呼应。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为他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土壤。
毛泽东后来坦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部分来自书本，更多则是在长期阶级斗争实践当中逐步完成的。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主要组织者，他本人选择先要读懂本国情况，再出外留学；他两度赴长辛店铁路工厂调研，体察工人真实生存处境；在《湘江评论》呼吁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坚持用现实检验各类学说；他拒绝照搬外来革命模式，立足国情探索出路，尖锐讽刺教条主义者：“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斗争性：信仰确立于逆境磨砺，在挫折考验中愈发坚定
青年毛泽东追寻真理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挫折、打压接踵而至。但越是身处逆境，他越不肯低头退缩，磨难砥砺意志，淬炼信仰。少年时冲破家庭与旧礼教束缚追寻新知，探求救国道路，屡试各种主义又屡屡碰壁，依旧不改求索之志。在无数次碰壁之后，他得出判断：“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重重逆境考验，不断夯实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从理论本源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直接动力。历史大势向前，但前进道路必然迂回曲折，需要先进力量发挥主观能动性顽强斗争。从文化传统看，他汲取传统思想养分，赋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全新革命内涵，秉持“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进取精神，主动投身改造社会的洪流。
人民性：信仰的价值底色，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动因
思潮纷呈的年代，人民立场是青年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缘由。出身农家的他，切身感知底层民众遭受的苦难。他求索救国救民道路，从来不是个人功名利禄，而是民族解放、亿万百姓的幸福。这份朴素情感，让他天然认同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场。
从理论维度，唯物史观科学回答，历史不是少数英雄、圣贤所主宰，而是“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毛泽东笃信“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说：“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份信仰，内核就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定信奉。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积淀深厚，《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流传千古，但传统民本终究服务于封建君主统治，存在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青年毛泽东吸收其思想养分，又突破旧有桎梏，即便此后遭遇党内错误路线压制、反动派白色恐怖，心系民族与人民的初心始终不曾动摇。
实践性回答“怎么看”的认识问题，斗争性回答“怎么干”的方法问题，人民性回答“为谁”的立场问题。三者一体贯通，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正是三者相互熔铸，让青年毛泽东在纷繁的近代思潮当中甄别、笃信马克思主义，完成思想蜕变。这一段求索历程，也为今天共产党人铸牢理想信念，留下深刻启示。
（作者系湖南韶山干部学院讲师）